南巡与精英内部竞争：马背上的朝廷与清朝统治

每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冲突的结果。

——埃利亚斯^[1]

在南巡中，乾隆朝廷如何笼络日益分化然而却是极重要的汉族精英集团？朝廷和地方权贵间权力不断博弈的条件是什么？地方精英如何申张他们的特权，并对谁拥有这样的特权？地方精英在清朝统治的范围内，是如何追求他们自己的特别利益的？这些是本章及下章所要解决的问题。(www.xing528.com)

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求改变所关注的对象，从朝廷阐述的民族—王朝统治变为乾隆皇帝对于精英社会身份所使用的话语，以及他对文化趋势的包容。乾隆朝廷在这些领域显著的成功背后，不仅是它承认和重新确立汉族精英在地方社会的霸权（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而且也是商业化、人口膨胀、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作用日益加强的结果——所有这些都促使有抱负的精英，要对皇帝的暗示做出回应，尽管态度有些矛盾。

本章首先探讨商人和乾隆朝廷间不断变化和日益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南巡所揭示的关系。商业精英（尤其是以扬州为基地的盐商）地位的抬升与重新抬升，是备受赞颂的十八世纪盛世的一部分，并对清朝家产制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南巡有利于乾隆皇帝将商业精英培植为家产制统治收入的一个来源，尤其是在1740和1750年代的危机时期。另一方面，正如本章所要阐述的，商业精英在家产制统治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成了问题，尤其是在1750年代末，乾隆皇帝日益认识到扬州最富有的商人和他的八旗官员相互勾结。在1750年代的水利和军事危机退却之后，乾隆皇帝在1760年代使用了一种反对商人的“还淳返朴”话语。人口增长和商业所驱动的社会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竞争，是这一话语的历史大背景，而地位更为稳固的学术精英，赞赏皇帝这一话语，为的是巩固并扩张他们自己在科举以及整个地方社会的霸权地位。在这一点上，南巡极大地促成乾隆皇帝为了朝廷的利益从而利用了精英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