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代早中期是清朝重要的分水岭，这时乾隆朝六十年过半，乾隆皇帝业已基本上稳定了黄河—大运河体系，平定了西北，解决了长久以来被认为难以对付的两大问题。人们会认为，这些事件的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乾隆皇帝在中国内地的统治进程，这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乾隆皇帝认为，八旗内部的军事衰败威胁着整个清朝政体。在他看来，以清朝帝室及旗人为代表的士气和纪律，就是盛世、开明政体以及广袤帝国的坚实基础。换言之，乾隆皇帝将清朝统治的辉煌成就——全体人民所享有的文明、稳定与繁荣——归因于征服者精英在所有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中纪律严明的积极行动。
从最开始，乾隆皇帝就将武备吹捧为盛世和开明政体出现（大概还有保持）的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他有效地将军事衰败的危害认识推广至普通民众，包括汉族百姓。第一次南巡期间，乾隆皇帝在检阅了江宁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后，书写了一副匾联。
匾：整暇精严
联：诘戎宜豫升平日，
振武先殷文物邦。[140]
这副匾联悬挂在江宁驻防八旗校场的阅兵台。
许多汉族士大夫已欣然接受武备和仁治彼此依存，尤其是因为这一表达，能够从经典政治理论找到根据。在“阅武”一卷充满赞美的序言中，《南巡盛典》（约1771年）编纂者强调了文武权力间的互补（但不必然是因果）关系，所引用的权威说法正是孔子自己的话：“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卫国安民之道，莫要于此也。”[141]他们引据更多经典，强调军务的重要：[142]
《易》之“师”曰：容民畜众；[143]
“既济”曰：思患而豫防之。[144]
“既济”卦辞中的预防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思患而豫防之”就是告诫要保持军事警惕，甚至是在和平时期或是军事行动“既济”之后。卫礼贤认为，这一段强调的是在文武力量间达致并保持和谐的平衡。[145]
对于“师”，卦辞释意则远为直接，值得进一步讨论。“容民畜众”背后是一种假设，即军事力量源自经济强大和人口繁盛，而这反过来又是宽仁统治的结果。[146]这一逻辑自身植根于从全体人民征兵的思想。[147]
然而，《南巡盛典》的编纂者，改编了这些经典原则。在“阅武”卷的序言中，清朝官员祝贺乾隆皇帝近来对于金川土司、准噶尔部以及回部的军事胜利，作为“生民未有之丰功骏烈”，在和平、繁荣与武备之间搭建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接着说：
六幕之内耕凿宴如，不知钲鼓铙镯为何事。内地如江浙之间益复优游太平，乐其乐而利其利，自古兵民鲜若斯之相安、不相耀也。[148]
将近来在遥远战场的胜利归因于“皇上广运圣神，仁育义正”，这是征服的一种标准的委婉说法；然而，这些取胜的战役“生民未有之丰功骏烈”，这种认识，显然与上述所讨论的经典注释相背离。尤其后一句断语与一个全面繁荣的国家最终源于仁政而非武力的思想相矛盾。《易经》的这些注释包含有强大武力是繁荣社会的结果，而非原因的认识，而《南巡盛典》的编纂者完全颠倒了这一逻辑。
他们在兵丁与百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样做背离了经典注疏。战时从普通民众之中招募兵丁的想法完全不见于他们的思想。十八世纪，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帝国普通臣民不服兵役（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相反地，由于他们“耕凿宴如，不知钲鼓铙镯为何事”，只是“乐其乐而利其利”。在这段话中，“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普通汉人，被刻画为独立（而且对于满洲人来说，是世袭的）军事力量（即八旗和绿营，他们肩负着保卫清帝国安全）的受惠者。说完这些后，序言作者继续激发起一种文武力量两个领域互补的理想，因此也为下述的可能性留有了空间：中国内地农业和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可能对于清朝在帝国内亚边疆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49]
然而，乾隆皇帝公开声明，清朝的军事胜利，与江南的繁荣，或者说与绿营兵没有多少关系，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乾隆皇帝将平定新疆只是作为民族—王朝一长串胜利中的又一个而已。乾隆皇帝在1760年12月8日的上谕中重申了这一点：[150]
若论我国家用兵，自开创以来暨近日平准夷，荡回部，皆我满洲及索伦勇将健卒，折冲万里，蒇成大功，绿营兵尚无所用。[151]
可以说，在皇帝和官员的话语中，武备与和平繁荣之间不是互相依存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换言之，乾隆皇帝将民族—王朝的军事力量描述为一个重要的（即使不是唯一）有创生能力的原则，支撑着江南臣民所享有的和平繁荣。
对乾隆1759年平定新疆，与江南、浙江等富裕省份所享有和平繁荣间的因果关系的阐述，是这种耀武扬威的典范。这种类型的耀武扬威自然就成为1760年代南巡的特色，而乾隆皇帝急于提醒内亚和长江下游的精英，将“新疆”纳入帝国，这是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武力的最好、最直接的证明。[152]
在乾隆皇帝的扈从人员中，内亚部落当权者引人注目的现身及精心安排的亮相，令乾隆1762年第三次南巡有着炫耀胜利的氛围。乾隆皇帝在1762年3月8日抵达扬州后，接见了哈萨克的策伯克[153]及随员，赏赐他们不同品级的冠服。[154]这些哈萨克人不是此次南巡中仅有的最近归附的内亚部落首领。一同接见的还有以回部伯克和投诚的霍集斯为首的一班维吾尔贵族，他们来自塔里木盆地绿洲和阗、乌什（位于阿克苏西面、喀什噶尔东北）等地。[155]在扬州，乾隆皇帝宴请他的哈萨克和维吾尔客人，其他的皇帝高级扈从以及来自江南和浙江的地方官员。[156]
与既往的做法一样，皇帝在南巡诗歌中展现了这些内亚权贵的存在。一首名为《哈萨克使臣到，因携观广陵风景》的诗写道：
哈萨朝正贡马频，
路遥迟到值南巡。(www.xing528.com)
因教驰驿来江国，
便挈行春阅绮
。
昔岁观光称使者，（原注：辛未，准噶尔使臣曾命至苏州赐谕。尔时准夷尚未剿灭，哈萨克原属准夷，不通中国也。）[157]
今番优赉实陪臣。
广陵鄂畚（原注：哈萨克地名）何南北，
总我心怀抱保赤人。[158]
扬州郊外览胜时，乾隆皇帝继续描述来自内亚的朝贡者。[159]除让他们参观江南名胜外，乾隆皇帝也希望通过其他方式给他的内亚臣民（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展现内地百姓的祥和幸福到更为明确的武备展示。[160] 1762年，哈萨克部落首领随行，向南最远到达长江的金山岛，在那里检阅了水师，这是为了教诲他们：“奚缘阅水操？”乾隆皇帝问道，“哈萨扈巡艘，欲示诘戎制”。[161]后来，这些新归附的哈萨克“陪臣”被护送北上回京，在那里等候，直到皇帝5月初返回。而郡王霍集斯，这位来自和阗、乌什的穆斯林伯克，及其随员继续跟随圣驾到达杭州，那里他们目睹了另一场检阅军队——这一次是杭州的驻防八旗。[162]
乾隆皇帝个人对于1762年杭州驻防八旗表现的评论，与1750年代检阅的评论有着显著差别。一首用作纪念的诗作反映了皇帝心绪上的变化：
时巡江国驻行骖，
武备于今阅已三。
敢际定遐忘要政，
实关计久讵常谈。
扈随况有新乌什，（原注：回郡王霍集斯，旧为乌什部长，今居之京师，扈跸来此，命预观。）
统制由来旧耿弇。[163]
（原注：杭州将军福禄曾为西路军参赞，[164]事毕命驻杭州统兵。）
未御射侯缘臂病，（原注：自去秋偶患病艰，致弯弧马上犹可勉为，为步射不能如式命中，故遂弗为。）
诘戎身先略怀惭。[165]
乾隆皇帝继续告诫要防止军事松懈，尤其是在“定遐”即平定了远方之后。然而，他也显得不怎么对武备焦虑了，而是更满足于陶醉在最近武功的胜利余辉之中。
一改1751年和1757年般对于杭州驻防武备的严重质疑，乾隆皇帝选择在1762年推出与最近结束的西师有关系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八旗将领福禄与回部首领霍集斯。当然，武备本身自然仍是“要务”，但乾隆皇帝让人们关注霍集斯的在场，是为了具体地表明自己军队的作战本领。很显然，乾隆皇帝旨在让人们注意这位乌什回部统治者。然而，考虑到西师最后的结果与霍集斯很早就归降了清朝，人们会好奇，他或其他任何的内亚首领是否有资格作为清朝军事实力的具体明证？情况是，人们只留有独特的印象，就是乾隆皇帝也意欲将维吾尔和哈萨克部落首领的现身南巡，作为清朝军事力量的小小纪念物，以供更广大的民众消遣。乾隆皇帝对于福禄安排也相当精心，决定任命这一“老耿弇”、西师的坚定支持者为杭州驻防将军，这是为振作军队而采取行政上的努力，并是象征性姿态，旨在向江南臣民提醒满洲人的英勇。最后，乾隆皇帝自己身体有恙，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展现维吾尔郡王霍集斯以及满人领将福禄，作为他诗作中意识形态的重点。然而，我们也可从乾隆皇帝明确承认自己不能以身作则率领军队，读出这不仅是个人遗憾的标志，而且也是他有着根本信心的标志。乾隆皇帝诗作中多少存在有补偿性的语气，好像是他感觉到，需要显得谦逊一些，对于他最近的军事胜利，避免过于洋洋自得，或表达得过于直接。而且，只有头上胜利的光环无比夺目，乾隆皇帝才会如此公开承认身体上的虚弱。
乾隆皇帝想要庆祝在新疆的胜利，不仅可以通过向他的维吾尔和哈萨克陪臣炫耀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强迫汉族精英为他鼓吹。例如1762年，乾隆皇帝选择“观回人绳技”作为江宁召试的诗赋题目（对于召试的详细讨论见第六章）。回人达瓦孜（绳技）表演者是乾隆皇帝扈从中霍集斯手下的维吾尔人，这些人于1762年和1765年在扬州近郊的高旻寺和叉北桥做了表演。[166]乾隆皇帝选择这一主题很显然意在从汉族学者那里得到对近来军事征服的赞扬。乾隆皇帝并没有失望。扬州富裕盐商子弟、富有学识的程晋芳（1718—1784），是来自安徽歙县的监生，[167]他在辞赋的起首写道：“圣天子统金瓯而敷治”，接下来说：
翠辇巡春，番长观寰中之盛，珠绳献技，南民获意处之观。维此回部至自西台，神威率服……[168]
程晋芳自己当然顺从清廷的权威，因他的颂辞而被取中一等。下两章详细讨论在南巡期间，乾隆皇帝使用寻求得到汉族精英支持的各种办法。这里，我们只是指出，汉族士人也完全认识到了乾隆扈从中的内亚人士，以及这一事实的更广泛意义。
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南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士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双方，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这正是民族—王朝主权的意义所在。对于我们立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南巡期间，内亚陪臣现身江南，给学者及商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来自塞外极远的被征服地区，表明了朝廷对他们的胜利与统一。更直白地讲，清朝当权者在南巡期间所要表达的，既有军事的又有民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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