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与准噶尔问题：马背上的朝廷

乾隆皇帝在第一次（1751）和第二次（1757）南巡期间全身心关注武备，这不仅是因为他身肩保存与众不同的满洲民族身份的根本使命，而且也因为他重新卷入了内亚复杂的部落政治。随着1739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与清朝皇帝间达成和平协议，准噶尔部日益壮大、繁荣。^[119]然而，1745年噶尔丹策零的死，触发他的次子、合法继承人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尔，与长子喇嘛达尔札的权力之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尔在1745年取得权力，之后不久就暴露出身为首领能力的不足，1750年他被一群大臣推翻，随后他的哥哥（庶出的）喇嘛达尔札被选为准噶尔的大台吉，这引发了内战。^[120]

1750至1755年间，乾隆皇帝日益意识到了准噶尔联盟内部罅隙日深。随着准噶尔内战持续，联盟内部许多小部落日益衰弱、贫困，一些向东逃至蒙古，携带全部财产，投降了清朝。事实上，乾隆皇帝在1751年首次南巡时，就邀请了准噶尔部落的使团加入扈从队伍。^[121] 1751年3月22日，接见之后，乾隆皇帝在苏州行宫设宴款待准噶尔使者鄂尔钦及随从。^[122]依惯常做法，他用诗记下了这一事件：

渠搜入贡值巡方，

后队随行许观光。

麾去招来遵我约，

氊裘帕额适其常。

三巡湛露申欢豫，

二月东风正艳阳。

深戒夸奢缠锦树，

盈宁略足示来王。^[123]

乾隆皇帝自然希望，通过参观江南繁华的都市，给他的准噶尔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面对苏州等城市的富庶，他也表达了矛盾心情，这将是下一章要细致探讨的主题。

内亚权贵出现在扈从队伍，也有着在更大范围让公众知晓的意图。至少苏州当地名人沈德潜——我们在第六章对他有更多探讨——在鱼米之乡目睹了这一部落间外交的特别事例。乾隆皇帝邀请沈德潜步其诗韵写一唱和之作，沈德潜别无选择，只能从命：

六龙南服正巡方，

即叙西戎仰帝光。

魋结陪臣修觐礼，

鸿胪大典肃朝常。

胾炰列席欢蛮语，

花柳垂筵际仲阳。

看遍吴氏轮爱戴，

归途传谕白狼^[124]王。^[125]

沈德潜将他和皇帝的诗作都写进了1761版的《元和县志》，他是该书的主纂，因此我们有把握相信，至少是在士人圈子，相当多的人了解这一事件。当然，不论沈德潜还是那些已读过这些诗作的汉族知名人士，都不知晓部落谈判的内部运作机制，不论是在江南中心地区纵深之处还是在长城以北的热河所进行的谈判。然而，准噶尔使团在苏州出现，引人注目又大肆渲染，这定然使人们意识到了乾隆皇帝正日益投入远方草原的事务。

安排并公开宣布要进行第二次南巡的复杂情形，进一步显示出乾隆皇帝日益卷入内亚事务。有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早在1753年12月，乾隆君臣已开始准备第二次南巡。^[126]而实际情况是，这些计划被一些始料未及的事件所打断。1753和1754年，不断有人员归附，准噶尔日益分裂，乾隆皇帝相信，消除长期存在的准噶尔威胁，毕其功于一役的历史性机会就在眼前。^[127]心存此念，乾隆皇帝搁置了1755年3月第二次南巡的计划，全力以赴消灭已是摇摇欲坠的准噶尔部。

得知极度衰败的准噶尔现状，乾隆皇帝对于军事取胜踌躇满志，坚信不久之后要进行又一次的南巡。知道了清军即将取胜，乾隆皇帝于1755年6月23日恢复了巡幸的准备。一个月后，当时已是胜券在握，乾隆皇帝公开宣布他将于1756年春天进行第二次南巡。^[128]然而，这一胜利转瞬即逝。准噶尔的反叛者，也是此前清朝的同盟者阿睦尔撒纳（卒于1757年）^[129]出人意料地在1755年12月反叛清朝，乾隆皇帝被迫再次将第二次南巡计划推迟。

一年后的1756年秋天，平定阿睦尔撒纳反叛成了拖延战，乾隆皇帝开始的对准之役必胜信心渐渐褪去。然而，一些事件又一次迫使乾隆皇帝采取行动。我已在别处探讨过，1756年江苏严重的洪涝威胁着每年的漕运，由于西北进行着始料未及的拖延战，这一形势更为急迫。^[130] 1756至1759年，甘肃当地粮食供应压力尤大，这是持续性打击准噶尔和穆斯林伯克^[131]的远征所造成的，这突出了需要解决黄河—大运河水利系统的洪水泛滥问题。这些未曾料及的事件交错在一起以及对于战略的关注，迫使乾隆皇帝公布在1757年春进行第二次南巡。我已另有文章分析了乾隆南巡的治水问题，^[132]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准噶尔问题和1755年阿睦尔撒纳的反叛，令乾隆皇帝在1757年第二次南巡期间全身心关注的不仅有水利（进而是来自长江下游的战略性粮食供应），而且还有武备。

1757年离开北京后不久，还未到达江南，乾隆皇帝就表达了他决心将武备作为此次南巡的最重要之事：

悦心惟是励无逸，

观徳端知重有方。(www.xing528.com)

驻辇恒因试弧矢，

承平武备讵宜忘？^[133]

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在常州附近宿营，乾隆皇帝带领他的侍卫射箭：

泽国涂泥艰射堋，

晴明是处得平陵。

和门适可观群艺，

破的休夸擅独能。

敢以升平弛武备，

讵忘弓矢是家承？^[134]

当在杭州检阅军队时，乾隆皇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旭丽惠风轻，

广场试阅兵。

百年偃虽可，

一日备须明。

气励熊罴旅，

勇轩阻练晶。

诘戎伊古训，

讵取诩升平？^[135]

乾隆皇帝显然偏爱使用反问句，他是知道“诩升平”和“忘弓矢”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的。

“诩升平”的认识多少有些讽刺意味。1750年代不是和平的十年，而是有着极大不确定性和极不稳定的十年。黄河冲积平原正经历着一场日益严重的水利危机，许多中国内地人口最多和最繁荣的省份（河南、江苏、安徽）面临接连不断的水涝威胁。^[136]帝国的西北边疆，由于阿睦尔撒纳反叛以及大小和卓木叛乱，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此无需赘述。^[137]清朝军事的种种问题解释了乾隆皇帝在1757年告诫武备的迫切语气。我们很快会看到，在西师大功告成之后，1760年代这种急迫感消退了。

在我们转向讨论这一进展之前，还是要重申乾隆皇帝对于清朝军事——这直接关乎保持民族—王朝统治——衰败的忧心忡忡。在第二次南巡期间，当往南行经以前辽与北宋的边界时，乾隆皇帝检阅了一支射箭队伍，写了如下诗句：

淳化当年此北廵，^[138]

阅强弩射铁林军，

宁知后世浸微弱，

五国凄凉泣朔云。^[139]

诗中用典，指北宋与骑马弯弓的契丹军队（契丹所建的辽朝是所谓的外来征服政权，以季节性迁移闻名[见第一章]）之间的对抗，描述的是射箭与巡幸等做法所具有的对于民族—王朝而言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乾隆皇帝看来，巡幸和射箭携手，都是军事演练的形式，而它们的荒废，对于清朝极其有害。编年史充满了引以为戒的军事衰败故事，而最吸引乾隆皇帝的，是那些强调因忽视军事所招致的民族—王朝危险。作为清史的研究者，我们应该将这些民族的意义和始料未及事件的影响，很好地融入我们对乾隆南巡以及一般意义上皇帝巡幸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