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维城的文学努力，对于减轻皇帝的担心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乾隆皇帝关注各省驻防八旗领导层的素质，毕竟源于以下事实：南方最高层八旗官员似乎已处于忘记他们最基本使命的危险之中。1750年5月，当为即将到来的乾隆首次南巡准备检阅军队时，江宁驻防将军保德及属下请求，驻扎各省的满洲和蒙古八旗军队应该被认定——与在北京的满洲和蒙古八旗一起——有资格填补遍布全国的绿营所遗留的空缺。保德请求的核心是，假设各省旗人与他们的京城同道一样，拥有同样的任命和升迁机会。乾隆皇帝是如此看待这一问题的：
在京旗员准补绿营者，特因人数多、升途较少，且汉仗弓马，原可以表率绿营。是以通融办理。
各省驻防人等，皆为数无几，既不比京师之多，且设有协领、佐领、防御等缺，升途并无壅滞。伊等果能奋勉，自可洊历升途，又何必照京师之例，以致多占绿营武弁升用之阶乎！
乾隆皇帝澄清了这些事实，最后说：“看来保德等此奏，非为彼处官员升途起见，明系沽名钓誉，未悉设立驻防本意，甚属冒昧。”
保德请求的最初动机，可能如乾隆皇帝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赢得声望。然而，保德的真实意图，也可能是为自己手下省里的那些旗人谋求实际利益。不论这对于朝廷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但开放更多的绿营内部的晋升途径——绿营对于军事技能的审查不会特别严格——对于那些晋升道路上人满为患，以及军事才能实际上已松懈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最直接的拯救措施。(www.xing528.com)
最令乾隆皇帝气恼的是，保德钻营仕途的想法，遮蔽并令他看不到作为驻防将军的最基本职责所在，以及整个驻防体系的历史使命：“各省设立驻防官兵，原以弹压地方。该将军大臣等当思设立驻防本意，不时训练务使骑射娴熟，武备整饬。”如此令人沮丧的认识上的堕落，将会破坏武备，乾隆皇帝将保德降职，认为他“不胜将军之任”。[109] 1750年6月13日，乾隆皇帝任命有经验的将军锡尔璊取而代之，锡尔璊，满洲正蓝旗人，来自奉天。[110]直至1751年初，保德一直使用江宁驻防将军官衔具奏，这可能是出于要保持备办乾隆第一次南巡指挥权连续性的考虑。[111]事实上，直到1751年乾隆皇帝亲自检阅江宁驻防八旗结束后，锡尔璊才正式到任。在这次检阅结束时，乾隆皇帝赏赐这位新任将军一块匾额，御笔亲书——“整武钟山”。[112]
除为保德之事忧虑外，乾隆皇帝更不得不面对如下事实：即便是获允可以担任各省绿营指挥官的那些京营旗人在军事上也证明是无能的。1751年4月20日，检阅江宁驻防八旗时，乾隆皇帝发现身任寿春绿营总兵的满洲人常岱“不能骑射”。[113]乾隆皇帝立即将他撤职，剥夺在蓝翎侍卫上行走的特权。[114]
不消说，所有这些，都不会令乾隆皇帝对各省驻防八旗这一安全机器有什么信心。相反地，乾隆皇帝的首次南巡似乎只是证实了他最为担心的：居住在江南繁华城市，给旗人所带来的腐蚀性效果。1751年8月30日（南巡结束正好两个月后）乾隆皇帝评价八旗军队的涣散：
骑射乃满洲要务，从前旗人练习技艺，皆知以弗及人为耻。近来各图安逸，并不留心操练，朕欲挽积习而复旧制，亲先骑射，不惮勤劳，率众行围。[115]乾隆皇帝对于旗人“图安逸，并不留心操练”的哀叹充斥着民族意涵。一年后的1752年，乾隆皇帝在“东南风土软弱”与“旗员久居其地”间建立起了因果链，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耽于安逸，不得展其所”。[116]这是皇帝所认为的极可怕的侵蚀作用，孔飞力称之为缓慢的“同化所造成的腐化变质”，是在十足的繁盛而导致对立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产生的。[117]巡幸和狩猎是乾隆皇帝偏爱的“挽积习”和“复旧制”方法，以鼓励（甚至是迫使）旗人摒弃他们日益挥霍、放荡的生活方式。概括说来，它们是对于长期的商业化和人口增长趋势的一种文化上保守的无望取胜的“反动”，而商业化和人口增长趋势都威胁到了家产制统治所赖以存在的忠诚和依附，使得这些面临着松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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