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箭是又一种身体的训练，开国先人们的民族—王朝的美德借此长久保持并得以展现。1742年中，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告诫他的亲军：
我朝弧矢服天下，
太平讵敢忘戎马？
吁嗟荩臣听予言，
克念尔祖勤劳者。[75]
乾隆皇帝对弓箭的尊崇不纯粹是功用性的，因为这些特别武器的效能并不决定它们的价值。在乾隆皇帝看来，喜欢火枪的兵丁不一定就能展现出“满洲人应有的素质”。1750年12月6日，在西巡途经河南时，乾隆皇帝阅视了开封的驻防八旗，评价了索伦部旗人令人忧虑的趋势：
我满洲本业原以马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惟用弓箭。索伦等围猎，从前并不用鸟枪，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惟图利，便多习鸟枪。夫围猎用弓箭，乃从前旧规，理宜勤习……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业必致废弛。[76]
在乾隆皇帝看来，精于骑射证实了八旗兵丁个人的勤奋和道德品格，这是他文化保守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真正”满洲身份怀旧的具体表现。皇帝巡幸和狩猎是两种促成手段，可以保存骑射。武力和民族—王朝区别的主题给南巡所带来的东西，迄今几乎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关注。
凭借皇帝的命令，骑射已成为满洲人的身份象征，乾隆皇帝自己身体力行，体现出他想灌输给他人的理想。在南巡路上，他常常骑在马上并亲自（或是带领亲军）射箭，为的是展现鲜活的满洲尚武传统，重申清朝成就所公认的尚武基础。
年轻的乾隆皇帝将自己想象成军人，极其自豪地展示他的箭术。1749年秋，赵翼首次来到北京后不久，[77]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他后来成了盛清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诗人，目睹了乾隆皇帝“最善射”的成就：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殿门外较射，秋出塞外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78]
在京城时，赵翼与京中大员刘统勋（1700—1773）[79]、汪由敦（1692—1758）[80]等一起生活并为他们服务，这种雇佣给他提供了许多观察皇帝的机会。然而，并非所有的京中士大夫都如此了解他们君主的能力。例如，来自浙江北部嘉兴府的钱汝诚（1722—1779）[81]在1749年末，看见皇帝“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叹为异事，作《圣射记》进呈”。然而，对赵翼来说，钱汝诚“不知圣艺优娴，每射皆如此，不足为异也”。[82](www.xing528.com)
赵翼和钱汝诚，对于乾隆皇帝箭术的文字赞颂，自然是具有竞争性的逢迎行为，但他俩不可能是仅有的试图迎合皇帝嗜好之人。皇帝了不起的表现也感动了皇帝的师傅齐召南（1706—1768）作诗称颂，[83]而身在扈从队伍、前途远大的年轻官员钱维城（1720—1772）[84]（我们很快还会再论及此人），创作了许多赞颂乾隆皇帝精于射箭的诗歌。[85]逢迎似乎得到了回报。
乾隆皇帝开始巡幸后，途经各省更多的汉族士人以及旗人，就有机会对乾隆皇帝的箭术心怀敬畏。例如，1751年首次南巡，刚渡过长江，皇帝的船队经由大运河靠近常州府治地，乾隆皇帝做《射》诗一首以资纪念：
舣棹河滨早，
抨弦弓手调。
旅登皆有度，
连中岂须骄？ （原注：是日发十矢九中）
问俗来南国，
诘戎重本朝。
从行诸将士，
慎尔励勤翘。[86]
在这首寓意民族—王朝活力的诗中，皇帝的队伍方阵启行“有度”，皇帝则展示箭术，十射九中。前面说过，射箭对于乾隆皇帝来说，远不止是技艺，它象征着日益法定化且具体化的满洲人的文化和身份。通过自己的箭术活动以及对此的赋诗描写，乾隆皇帝及朝臣铸造了满洲人实力的政治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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