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最高统治者对于军事懈怠、衰败的忧惧，尤其对于八旗官兵的担忧，是关于丧失独有的民族—王朝身份这一更大范围话语的一部分，这始于康熙朝初年（也可能更早）。[16]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发现八旗官兵既无纪律又无士气。1676年，平叛的最初阶段，康熙皇帝连续发布上谕申斥陕西懦弱的八旗指挥官，“凡与敌遇，率皆乘间伺隙观望不前”，他们自己不情愿一同冲锋，却无耻地“令士卒前驱冲突”，此等行径有悖于久负盛誉的满洲军事领导的高效原则：“我朝创业以来，战胜攻取动合兵机，将帅皆身先士卒，无不立奏肤功。”[17]简言之，传奇般的八旗军队而今令人难堪的表现，是由于他们长官的胆怯。八旗军队普遍无能，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来自陕西的汉人占优势的绿营兵，这玷污了八旗军事无敌的神话，也削弱了满洲人对于中国内地的权威。[18]陕西两位最高品级的文职官员（都是旗人）表现平平，同样只能是加速业已脆弱的局势：“督抚等亦多坐失事机，故致劳师匮饷。”[19]
结果，平定三藩后，康熙皇帝的当务之急，就包括重振八旗，恢复满洲人军事活力的公共形象，为地方行政最高领导层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对军务的监管。所有这些，对于清朝战争机器的顺利运转并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以及有效地保持满洲人在文武领域的政治特权都极为重要。
康熙皇帝，如同他的先人一样，将军纪涣散归因于民族的同化和独特身份的丧失：
近见西安官兵，尚有满洲旧制。杭州驻防满兵，渐习汉俗。此等情事，皆责在尔等，可勉力图之。[20]
“勉力图之”转化为由满洲八旗将弁亲自监督的军事操练，这些与狩猎一道，被视作保证武备的主要手段。[21]康熙皇帝将每年皇帝狩猎制度化，从1680年代开始经常出巡（见第二章），也是他努力在京城及地方八旗恢复一些“满洲旧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本书第二章及其他地方探讨过，康熙皇帝各种季节性迁移，中间穿插许多引人注目的军威展示，既有来自京城和地方八旗军队的，也有来自皇帝本人的。[22]遗憾的是，考虑到篇幅，这里不可能对康熙时期做更多的分析。(www.xing528.com)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雍正皇帝，同样注意到，有必要提升八旗的武备和政治意识。令雍正皇帝愕然的是，他在1720年代采取的各种政策，对于减缓军事技能的普遍衰败鲜有作用，这种衰败，据欧立德的研究，始于1680年代，从汉军八旗开始，到1730—1740年代蔓延至满洲和蒙古八旗。[23] 1731年秋——在（最终未成功的）针对准噶尔汗首领噶尔丹策零[24]（卒于1745年）的西北战争最高潮时——雍正皇帝对于“各省驻防兵丁，技勇多属生疎”已经十分警觉。他要求大臣、官弁“悉心整理，勤加训练”，“务令军容严肃、武备周全”，宣布：“朕或于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并警告说：“傥仍蹈故辙，一经参奏，定将该管大臣、官弁严加议处。”[25]
两年后的1733年，雍正皇帝仍没有看到改进的迹象，对此，他将“武备”的界定扩展至包括了普遍性的动员和后勤：
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所谓备者，非徒操练技勇、演习行阵而已。如马匹、军装、炮火、器械，军行必需之物，一一预备于平时。及有事调拨，便可刻期起行。不至拮据延缓，此乃设兵之本意也。我国家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年来朕屡降谕旨，谆谆训饬。虽该管大臣等稍知以训练为务，然马力不足，资装器具不周，每闻派遣之信，勉强周章，迁延时日。所谓预备者，但有虚名而无实际。[26]
年轻的乾隆皇帝从乃父“每闻派遣之使，勉强周章”即派人而非亲身前往以整饬军队的做法中，应看到了上上下下的懈怠问题。然而，亲阅军事训练并检阅军队，既不是雍正皇帝的风格也不是他的专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乾隆皇帝选择突出乃父对家产—官僚制进行合理化的成就，特别是公开赞扬的养廉银和奏折的制度化。[27]同样重要的是，雍正皇帝重建八旗财务和人口编审。[28]然而，等到乾隆皇帝以自己的风格执政，他认为，仅这些官僚惯常伎俩和制度的改革，不足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备战和民族—王朝集体荣誉感问题。1757年第二次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亲自检阅江南的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并问道：“诘武宁当视具文？！”[29]考虑到特殊的情境，他质询言辞之急切是毋庸置疑的。皇帝巡幸的做法，部分是乾隆皇帝明显倾向于亲自解决军纪和秩序等诸多问题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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