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自负的常胜无敌和纪律整肃，是民族—王朝力量最常为人称道的两种表现。欧立德评论说：“所有出生在满洲、蒙古和汉军正身旗人家庭的男子，不论他们是否披甲，都被认为是第一等、最优秀的军人。”[2]在许多方面，清政权还是仰赖再三宣称的满洲人武力。1778年，乾隆皇帝在第三次巡幸盛京期间，强调了战场胜利对清朝统治建构的重要意义：“萨尔浒一战（1619），破明四路之兵二十余万，远近承风震詟，尤为缔造鸿规。”[3]
到十八世纪末，满洲人军事上不可战胜的这一叙述构成了清民族—王朝例外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在《开国方略》（约1786年）中被神圣化，极力渲染。[4]当收到并展阅1785年乾隆皇帝为《开国方略》所作序言时，新近休致的大学士、皇帝的师傅蔡新（1707—1800？）[5]声言：“自古开创之隆，未有如我大清者”，当然蔡新承认“汉明为优”，但他问道：“我国家肇造……兴基业而定中原，何其盛也！”[6]蔡新接着说：“自俄朵里以逮赫图阿拉，丁邦家之多难。”[7]其中主要是“明政之不纲”，“我太祖[8]问罪兴师，躬擐甲胄”。更为重要的是，这位休致的朝臣反复溢美乾隆皇帝此前对萨尔浒之战的总结，讲述努尔哈赤“破明四路之兵”“四十万”（这里所说的人数，不是前面说的二十万），“辽沈遂定”。在蔡新心中，“开国方略之不可无作”的原因在于“其创业之艰难又如此”。[9]
乾隆君臣通常都赞誉武力是善政的一个源头，这极不寻常，毕竟武力和纪律历来被看作是与官僚所秉持的为政之道相对立的。头两部王朝史——司马迁的《史记》（约公元前91年）和班固的《汉书》（约92年）——认为“马上治天下”是非正统的统治模式，因为它只是建立在使用武力的基础之上。贬斥“马上治天下”的经典出处是（重）写于公元200—400年间的陆贾传记。[10]陆贾来自南方的楚国，以善辩称，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他为汉朝的开国者刘邦（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出谋划策。《史记》和《汉书》本传记载，他不停促请这位开国者留意《诗经》和《尚书》所说的宽仁文治，而刘邦显得不耐烦，斥责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对此，陆贾用他著名的话回敬：“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1]陆贾及后来学养深厚的精英们相信文治要优越于单纯的武力。
然而，乾隆皇帝对此并不认可。1785年，他写了《读史》一文，宣称：“陆贾对高祖语，今古以为奇谈，而予以为实有所未臻也。”乾隆皇帝明确反对陆贾和刘邦的观点，认为他们同样褊狭：“高祖之言在重武轻文，而陆贾之言在重文轻武，乃两失之，岂可独以彼为韪乎？”他对朝代更迭给出了有军事蕴意的解释：“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以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
乾隆皇帝认为，对于为政之道的曲解，不是始于“马上治之”（受人尊崇的周公也是赞同这一点的），而是始于陆贾对此的反对：
周公之训成王曰：“其克诘尔戎兵”，此即马上治之之义。周公之智顾不如陆贾横议之士哉？后世侈言太平，以文恬武嬉，以致有创业马上者，乘其釁而得之，是非陆贾之言为之作俑者乎！
保持警惕与政治的统一难能可贵，尤其在和平与繁荣不再的年代。在乾隆皇帝眼里，陆贾和他的同类很危险，因为他们的文治倾向和对军务的蔑视挑起了内部纷争，懈怠不堪——这两者最终削弱国家政权，面对征服，它无力抵抗，导致了他们所轻视的武力纷争。在这一特定例子中，“马上治之”的，乾隆皇帝主要是指军务，但是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他也颂扬在文治领域内“马上治天下”的美德和功效，尤其是在他南巡期间。
对这里所提论点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将文治精神等同于不负责任的寻求安逸，而将武力的特性等同于坚毅和勤勉：“重文轻武是就逸，重武轻文是服劳也。”在展示了这一简而化之的公式之后，乾隆皇帝利用了典故，间接地贬低他的文臣——他们大多数是汉人，因为他们卑鄙的追逐名利之心以及民族固有的追求舒适、安逸生活的习性：
设耽逸而厌劳，宽衣博带（也就是文官）论安言吉，动引圣人，几不失其所据，而为武侯所讥耶？[12]
最后一句与名为《无衣》的诗有关，这首诗出自《诗经·唐风》。[13]《无衣》，表面上看，是古代晋国的统治精英们请求周天子将“晋侯”的名号赐予武侯，因为武侯刚刚入侵并征服了晋国，晋国精英们主张的内在逻辑是“（武侯所得名号）不如子（周王）之衣”[14]，换言之，和平最为重要。不过乾隆皇帝的解读是，晋国精英们表面“论安言吉”是虚伪的，目的是避免拿起武器，通过默许和服务于一个新的统治者，确保他们自己个人的安逸与舒适。乾隆皇帝将文臣的“宽衣博带”视作是天真愚笨、政治上的投机，这些人已“失其所据”，而为“武侯所讥”。(www.xing528.com)
在乾隆皇帝眼里，善于辞令且仅关注自我利益的文臣（像陆贾和晋国的精英），他们的忠诚都有问题，他们的成见（是民族身份规定了的），对于军务的蔑视（有利于文职官僚享有更高的声望以及安逸生活）最终会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乾隆皇帝的这一腔调重复了他在1758年驳斥孙灏反对他到索尔约济巡幸的看法（见第二章）。
乾隆皇帝从值得尊敬的汉人朝臣、自己的师傅、最近才休致返回福建老家的蔡新那里找到了对他观点的支持。就蔡新而言，愿意呼应乾隆皇帝对于历来受到赞誉的、陆贾名言的摒弃：
窃惟古称戡乱以武、致治以文，世多韪之。故陆贾对汉高马上之语，遂相传以为美谈。一经圣明指示，而其说之罅漏始见。
蔡新也用更多的经典材料支持乾隆皇帝：
三代以来开创之君，未有不以马上得之也。既得之后，以开国之规为不可复用，一切去之。试观《诗》《书》，蒐苗狝狩之法，五两卒旅之制，车甲器械之需，步伐止齐之节，何一非马上之事耶！
并非巧合的是，蔡新也强调了“蒐苗狝狩之法”，这很容易将一般意义上皇帝的巡幸做法混同于一种古代的但却是被忽略的马上之治的先例。
蔡新的长篇评论，自然从总体上赞誉武备的重要，尤其是乾隆皇帝的武功：
圣武布昭，平伊犁，定回部，剿金川，当木兰行营，军书旁午，而指挥动合机宜，此尤马上之治。智勇天锡，而非汉唐以来令主所能仿佛万一者也。[15]
人们难以找出比之更能完美表现军事必胜的例子。然而，这种对于清朝战争机器军事力量的无限信心，既不是先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对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国家的军事能力极为怀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