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民众如何看待备办南巡的总动员并有何等反应？各省官员所上奏折都是向乾隆皇帝保证，辖区所有人等，上自官员下到百姓，闻听皇帝巡幸的消息都欢呼雀跃。1749年末迎接乾隆首次南巡，江南河道总督高斌（1683—1755）奏报：“阖省绅耆士庶莫不额手欢呼，衢歌巷舞。而南河通工之官弁、军民更切欢忻踊跃，尤觉十倍舆情。”[79]一年后的1750年末，江苏巡抚雅尔哈善，陪同向导统领兆惠、努三，视察沿镇江至苏州的大运河巡幸路线（见图1）。雅尔哈善正式奏报说，当他宣布皇帝即将到访时，“多人观瞻”。更为重要的是，当他反复强调朝廷禁止铺张及扰民时，“万姓听闻之下，莫不感戴踊跃，欢声动地”。[80]呈献给皇帝的诗歌和章奏，充斥着俗套的、对社会上下洋溢着喜庆的描述。[81]这种言论相当一部分当然是旨在取悦皇帝的官僚们的夸张手法。地方对于皇帝巡幸的看法及其反应，并不像朝廷及其官员所期望的那样上下一致、积极乐观。备办南巡似乎给广大的民众带来了许多不安、担忧和焦虑。（我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商人和士人对于南巡的反应这一重要问题，这是更全面分析朝廷与地方精英互动关系的一部分。）
江南的许多普通居民很显然可能从雅尔哈善的公开反对糜费和累民的禁令中得到了慰藉，因为备办南巡（早在一年之前的1749年末就开始了）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两江总督黄廷桂报告，江苏（他认为“浮议滋张，讹传散布，此风以江苏为甚”）对于乾隆皇帝即将到来的巡幸给地方带来的影响普遍持怀疑态度。黄廷桂于1750年初春，在江苏各处视察备办南巡情况，无意中听到制钱和稻米将要短缺的传言。他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发现沿大运河的许多城市，从淮安到苏州、松江诸府，都囤积这些基本商品，“造作流言，诓耸众听”，人为地抬升物价。[82]这些困难，部分源自在沿大运河的主要城市清江、扬州、镇江、苏州设立了四个官方补给市场。这些市场的负责官员得到授权，从附近地区为皇帝扈从采办基本的供应品。大米、小麦、木柴、木炭等要定期购买和存贮，而易腐坏的肉、鱼、水果、蔬菜等，当皇帝一行在附近时要天天购买。皇帝的一道禁止以低于市价对地方资源的囤积、征用、朘剥的命令，显示出上述的采办易受当地官员以及佐杂胥吏的非法操纵。[83]总督黄廷桂还发现，当地居民担心皇帝巡幸路线旁的祖坟会被迫移走。他又一次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奸胥地棍”与某些约保里长等一起，早已在无知之人中间散播谣言，为的是敲诈保护费以中饱私囊。[84]这种滥用权力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备办巡幸期间，而且就出现在皇帝一行经过的时候。皇帝队伍中的京官和省内官员从一个特定的地区雇用胥役，以安排充足的运输、供应物品以及住宿，而这些胥役必然会乘机敲诈。[85]
总督黄廷桂认为，是这些低层官员不能完全胜任这些工作：
江苏地方习气薄而不厚，人心嚣而不静。而所属有司又绝少练达之员，办理差务多有轻重失宜之处，以致奸民猾吏遇事生波，动辄混议。[86]
黄廷桂认为江苏地方人心大有问题，这样的说法言过其实，带有偏见，但这种言论在省级大员之间也是常有之事。浙江巡抚永贵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法：“江浙民风浇薄，浮议易兴。臣愚窃以浮议之起，皆由办员之不和，胥役之滋扰所致。”[87]科道官和直隶、山东的大员们也举出了一些地方官员及属下通过诓骗欺诈盘剥当地民众的案件。[88]
“刁民”，“狡黠”、“奸诈”、“令人生厌”的胥吏，“薄而不厚”、“嚣而不静”之人，这些都是各省大员们用以描述地位不高却在地方有权势之人在备受赞颂的盛世中的行径的。尽管十八世纪中叶从宏观的角度看繁荣一时，但若从个人的角度看，感受并不总是如此。孔飞力的提醒是对的：“从十八世纪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商业增长可能不是意味着致富或生活更有保障，反而是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竞争以及人满为患社会中的狭小存活空间”，“世事难料，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为生存而挣扎，这可能比我们事后所得到的商业活跃的印象，更为真实”。[89]
江苏居民卷入或是更易于相信在皇帝巡幸到来之前所传布的恐慌和谣言，这是因为1740年代末到1750年代中期的短期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影响着长江下游地区。苏州科场失意士人顾公燮记载，一升大米（约1.12公升）的价格在乾隆初年（1730和1740年代）卖十一二文。1748年，苏州地区旱灾，米价几近翻番，达每升二十文。百姓担心，官府不会平抑米价，因为这时突然爆发了第一次金川之役（1747—1749）。恐慌在民众间传播开来。这种焦虑在1748年5月20日达到高潮，身为普通百姓的顾尧年，向江苏巡抚安宁请愿，请求将余米投放市场。顾尧年背负白纸，耳挂木牌，到处都写着“为国为民非为己”，跪在巡抚衙门前。他的行为引发了苏州人道义上的共鸣，大量的支持者跟随其后。安宁恼怒不已，抓了许多抗议者，包括顾尧年。这种严厉的处置只能是激怒公众的不满情绪，最终酿成全面的骚乱，人们冲击巡抚衙门，官府不得不弹压。[90]苏州西南八十里（二十六英里）的太湖东山地区，也正遭受类似的米价猛涨。[91]苏州地方官拒绝救济东山，当地居民极为焦虑，谣言随之四起。地方官命令“富室”（可能是当地的商家）拿出他们的私人储粮进行救济。[92]然而老百姓，依然害怕胥役暗中破坏这一地方组织的救济。[93]七年后的1755年秋天，苏州地区的庄稼遭受蝗灾，1756年全年，四邻各府无数百姓挨饿，米价急速上涨，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每升三十五文后，才稳定下来。[94]如此剧烈的波动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许多百姓注定有几分不安，对于即将到来的皇帝巡幸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什么影响，多有警觉和怀疑。
这种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也对上层产生了影响。1750年末，在乾隆皇帝首次南巡前夕，他和官员们很显然担心这样的说法：南巡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机会所引起的忧惧，与人们的欢呼一样多，不但是在江苏，而是在南巡队伍经过的所有省份。官方应对上述种种问题的措施有三种。
第一，朝廷实行特别的赋税蠲免和豁除欠赋政策。每次开始南巡之前，乾隆皇帝宣布蠲免南巡沿途各地方该年30%田赋。[95]那些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田赋拖欠多年的地区，也宽免该年田赋的50%，同时将欠赋全部豁免。[96]例如，在1751年和1756年南巡期间，乾隆皇帝全部免除了从1736年他即位以来江苏和浙江各地的欠赋。[97]江宁府、苏州府、杭州府免除当年所有的田赋。[98]通过这样的措施，乾隆皇帝试图证明他真切的“施惠”和“亲民”目的，以及补偿地方备办南巡的物质负担。
史料显示，至少有一个普通人在乾隆南巡期间轻度地批评了这些政策。乾隆皇帝在1762年4月4日的上谕里，指出：“今日有仁和县民，在苏州地方叩阍控告蠲免积欠一事。”这位未知姓名的普通人，很显然感觉乾隆皇帝最近免除地方1756—1761年间欠赋的意义有些含混不清。[99]他指出：“钱粮截数以奏销为限，二十六年之奏销，乃二十五年之正赋，若二十六年之正赋，其奏销当在二十七年。此时尚未截数，又何得谓之积欠？”乾隆皇帝对这种诡辩显得不耐烦，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异，尤其它是从一个普通人口中说出的。然而，乾隆皇帝的辩护显得过激，可能表现出了对于地方上（更基层）在备办巡幸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民众对南巡看法的一种内在的焦虑。最终，乾隆皇帝下令省里官员彻查，因为他相信“刁健之民，胆敢哓哓滋事，其中或系衙门蠹役播弄怂恿，或别有主使之人”。[100]
其次，除了规定蠲免田赋和免除欠赋外，朝廷进行了更为直接的经济干预，旨在推动江南地区的粮食、铜钱以及其他基本商品的供应。[101]为了稳定南巡期间的地方市场物价，乾隆皇帝下令官员在江苏和浙江每年截漕一二十万石[102]（视该年份地方收成而定）。[103]类似地，为了铸造铜钱，皇帝下令从北京运铜25万斤[104]到江苏。[105]乾隆皇帝也允许浙江地方官增加他们每年铸钱的数量，投放嘉兴、杭州、石门、海宁、仁和等地市场约八万串[106]铜钱。[107]皇帝前来，一大群人突然齐聚一个地方，必然会引起这些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扬，上述的一切都是为了缓解这一压力。
然而，上述供应方面的种种措施并未全然奏效。粮食和铜钱的投入可以减轻这些物品涨价的压力，但它们并不能解决其他商品的短缺或是囤积。例如1750年初，黄廷桂奏报“窑户奸商”，借修建行宫抬高砖木等物料价格。尽管基本建筑用料的成本和前一年相比几乎增半，但黄廷桂对此并不担心，他相信，行宫建筑用料很少，任何涨价或价格上的欺诈都将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和时段。然而，这位总督错了，他未曾料想当地人口十之八九由于春天大雨需要修缮他们的房屋。建筑用料真的发生了短缺，最终遭殃的还是当地居民。[108]遗憾的是，文献资料并未记载百姓遭受这些困难是否与南巡，以及多大程度上与南巡有关。可是，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地方官员、胥役、商人以及地方豪强，在筹办南巡的幌子下的种种敲诈行径，会给普通民众带来怎样的恐惧和憎恨。
最后一点，针对地方上的腐败、勒索，朝廷严厉整饬各级官僚及其属下。乾隆皇帝倚重两淮盐政、心腹旗人吉庆等人，令他们亲自整饬最底层的吏治。[109]从1768年“盐引”案（在第五章讨论）等案件所揭露出的腐败来看，乾隆皇帝信任吉庆，某种程度上是所用非人。然而，1750年乾隆皇帝命令督抚们效仿吉庆亲自督办地方预备南巡事宜。[110]这些督抚，接下来向所有地方人员发布严厉禁令，禁止为了囤积粮食等而捏造借口或直接侵盗。两江总督黄廷桂尤其严厉，在他看来，这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万事大吉。一接到有违抗者的报告，他立即抓人并予惩处。为了“众役畏法敛迹，小民免致滋扰”，黄廷桂将为罪大恶极者“枷示遍游”。[111]
不过此般严厉措施，也不一定就能安抚普通民众中间那些倾向于将他们种种问题都归罪于长官的人。举例来说，如上所述，1750年春天，黄廷桂发现许多江苏人由于听到沿皇帝巡幸路线的坟墓可能要立即迁走而忧心忡忡。这位总督将这种道听途说归责于“奸胥地棍”“约保里长”，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从不知情的老百姓那里骗取保护费。[112]然而，在民众的想象中，问题的症结不是这些人的捏造，而是南巡八旗中最精英的队伍——向导的腐败：
定制，上巡狩时，预遣大臣率各营将校之深明舆图者往勘程途，凡御跸尖营，相去几许之桥梁道途，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向导处。获是差者，皆为美选，沿途苞苴，肆意征索，稍不满意，则以修治道途为名，坟墓陇亩，任其蹂践。有司畏之，罔敢拂其意。[113](www.xing528.com)
1750年3月，在得到总督黄廷桂的奏报后，乾隆皇帝第一反应是要澄清事实并安抚民众：“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徒。”[114]然而到了1751年1月中旬，离南巡正好还有一个月，乾隆皇帝开始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随行人员身上，下令“兵丁及随从人等，著该管大臣严加约束”，更具体地说是，乾隆皇帝禁止南巡队伍的成员与地方官员交往，强调“经行所至，不得稍有滋扰；春苗遍野，无得践踏”。[115]这些言论似乎告诉我们，即便在圣驾离开京城之前，乾隆皇帝也全然意识到了已经离京为他备办南巡的向导给人留下了负面印象。
在1751年首次巡幸江南的整个过程中，乾隆皇帝时刻关注民众的不满。总督黄廷桂承认“驻扎窎远，闻见难周”，[116]也不能令皇帝释怀。结果，乾隆皇帝转向他的家产制网络成员（也就是各省军事长官和内务府的一个特别代理人），感觉他们能提供更准确的情报。甚至是在第一次南巡结束前，乾隆皇帝下令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官（福州驻防八旗将军新柱、寿春镇总兵王进泰）：“此次南巡，河以南、河以北，江以南、江以北，民情是否实心感戴，随驾人员沿途有无滋扰，经过江浙两省地方官有无派累，尔回任时可一路查明，据实奏闻。”
1751年5月5日，新柱、王进泰在江苏北部的叶家庄离开圣驾，返回本任。当新柱经由江苏北部的大运河前往杭州时，奏报说，江苏和浙江的地方士绅商民“感戴皇上教养深仁”，“鼓舞欢忻，祝颂圣明，远近如出一口，实在出于至诚”。总的看，新柱的奏报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套话连篇。他向皇帝保证说：巡幸期间所有随从都遵守规定，民众未受骚扰；地方官员必须借取设备物品时，当地居民可以及时得到公平的报酬。新柱将所有问题的责任都归为“惟府厅县书办、衙役往往机乘本官办差事繁，借预备供应之名，向乡民派取鸡鸭等物，或于市肆铺面，勒索钱物，朋比分肥”。[117]
王进泰的奏报披露得更多一些。他将回任经过淮安府各县时所收集到的情报上报，描述了当地农民某种程度上的狐疑：
乡处居民有以圣驾初临之时，不敢出外瞻仰。及至闻皇上天恩宽厚，听其瞻仰，是以回銮之际，穷乡僻壤男妇无不趋赴道傍，争先瞻仰，迄今尚有以未能瞻仰为自误者。[118]
他也奏报说，负责备办巡幸的官员派遣工匠修缮道路桥梁，工匠们可以及时得到报酬，“虽有一二民人称以日给工价多寡不同，官价收买什物较贱”，但最后，王进泰认为这些冤情不算什么，他又回到了官僚的陈词滥调上来。王进泰也像新柱一样，向乾隆皇帝保证，地方官员既没有在当地的买卖中短价，也没有对民众多有需索。王进泰所认为的所有胡作非为最终都可归结为“胥役少给些须”。[119]
胥役自然是所有官僚奏报中常见的胡作非为怀疑对象，新柱和王进泰的奏报也不例外。新柱轻描淡写地将轻微腐败问题说成是“均有不免”。[120]王进泰以同样就事论事的论调，说“故尔不敢实认”。王进泰奏报结尾对此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显得很抢眼：“似此未便深究。”[121]乾隆皇帝认为，新柱和王进泰的奏折不可信，不能从中得到慰藉，因为它们充斥着人们熟知的和公认的惯常用语，以推脱责任并避免得出切实的结论，这些用语和官僚制度本身一样古老。[122]
乾隆皇帝最终绕开了文武官僚，试图消除他最为担心的，即他的首次南巡在民众中间已造成广泛的不满。1751年6月，在乾隆皇帝返回北京一个多月后，他字寄上谕给江南名叫图拉的满洲包衣，措词严厉：“朕所过江苏地方百姓有何浮议，尔须用心查明，据实具奏。”接到这一指示后，图拉派家仆在淮安到镇江间（也就是在黄河和长江之间）大运河边的茶坊酒肆探听人们的谈话。接着他奏报：“百姓俱云，此次随从官员人等各知严管家人，不敢骚扰百姓。”长江以南的情况更好一些。苏州百姓表达了“欢忭感戴”之情。图拉在奏报的最后，告知皇帝在苏州更东边的地区，即松江和太仓府，没有迹象表明地方官员扰民，一切都很平静。[123]图拉告诉主子的，极可能是他自己认为主子想要听的，并试图宽慰乾隆皇帝。但他接受的任务，反映出乾隆皇帝很在意民众对皇帝贴身扈从的看法，特别是对他们在长江北岸时所作所为的看法。
事实证明，乾隆皇帝有充分的理由，关注地方对于他首次南巡的意见。尽管图拉的报告相当乐观，但这一移动的朝廷还不足以完全控制皇帝扈从成员，更遑论能规定民众对于南巡的看法了。1752年，在南巡结束整整一年后，四川巡抚鄂昌（卒于1755）[124]在四川东部发现了一本名为《南巡录》的私人著述。[125]鄂昌报告，《南巡录》基本上是由从别处逐字抄来的材料拼凑而成。然而，它也包括一些“诽谤捏造”的东西，这是它主要的冒渎之处。例如，有一整部分都是写前锋营名叫哈喀的喝醉了酒的皇帝亲军。[126] 1720年代以降，在奏折当中，各省醉酒的旗人是民族冲突的一个来源。[127]在南巡途中，亲军肯定干过令人震惊的违纪和毫不掩饰的放荡之事。例如，1765年7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奏报，三等蒙古侍卫阿克敦的仆人王兴，在乾隆第四次南巡途中“诱拐”一个名叫徐辉千的幼童。[128]（这大概是性侵犯，仆人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他的蒙古主子。）无论如何，政治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人们的看法之上，《南巡录》中诽谤记述的真实性尚待讨论，可是在朝廷眼中，这种记述的存在以及不断的传播足以值得关注。
此书是从四川东部名叫董云隆的人那里没收来的，但它先是由江西人陆标买来的，此人原叫卢彪。据曹盛讯的供词可知，陆标在江宁的曹家书铺买了四十本书，时间是1751年5月9日——乾隆首次南巡结束前两星期。令人感兴趣的是，陆标以前当兵，约在1747或1748年被南昌绿营开除。他的职位是否被一旗人所顶替，史料没有记载，也不清楚陆标离开军队后何以为生，但他可能很绝望并变得极为不满，才会在他的书中对于旗人在最近南巡中的（非法）作为添油加醋。
在四川被发现身带此书的董云隆，声称不了解书的内容。在供词中董云隆说，他在1751年6月从江西中部的家乡南昌出发前往四川，就是在此前后，乾隆皇帝要求图拉开始派人密查关于他南巡的谣言。董云隆在路经南昌府北面南赣府时，碰到了熟人陆标。现在不清楚董云隆是知何结识陆标的，他们都在南昌住，因此他们大概是在南昌某地认识的。董云隆的供词说，陆标求他带一袋书，有五十本，到四川送给某人。然而，最后省里的官员没收了这些书，仅毁掉了这些有着冒渎内容的书中的四本。[129]其余的我们不知下落。
《南巡录》不是仅有的擅自印行、嘲弄南巡期间乾隆皇帝仁慈姿态的文献。事实上，外省官员在1752年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它，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搜查“伪稿”[130]——一种广泛传播却是非法的材料，它对乾隆皇帝最近种种政策严厉指责，包括首次南巡期间强加于各地方财政上的负担。毫不奇怪，乾隆皇帝视这两种擅自记述是要煽动颠覆清朝在南方统治的合法性。
官方报告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几近完美，尽管乾隆皇帝已将南巡构想为民族—王朝行动主义和皇帝仁慈的一场华美表演，但为皇帝巡视所进行的复杂、大范围的动员，经常是加剧了普通民众在经济振荡多变的繁荣之中的不安。[131]地方备办巡幸所带来短期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和焦虑，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使得乾隆的首次南巡将最终与——通过《南巡录》和“伪稿”案可以看出——更为普遍的不稳定感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种不稳定感在整个1740年代一步步增长，但直到1750年代才彻底地将皇帝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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