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面所描述的踏勘和宿营过程,让人想到这是安排和进行一场扩大化的军事演习,那么各省的准备工作也像是为了一场小规模战争而募集地区和当地的资源。利用现存的档案材料,我们能够极粗略且是保守地估计,为了支持乾隆南巡而动员的人力以及运输的物资:车18 000辆、骡2 400头、船3 450艘、骆驼2 200头、马18 000—20 000匹,以及约300 000名纤夫、人夫和修建人员(见附件A)。
马匹的获取提供了具体的事例。乾隆皇帝贴身扈从中所有的大臣都要骑在马上,尤其是经过城门的时候(见第四章和第七章),这一行动所需求的马匹数目惊人。亲随的坐骑数目,官方设定的是6 000匹。为了在南巡的任一时间都能提供这么多现成的坐骑,必须在各省指定区域放养18 000—20 000匹马。这一数字接近乾隆两次对缅战争的年均征用马匹数:1767年是14 000匹,1768年是25 900匹。[74]“进兵之要,首在马匹。”[75]对于南巡而言,这话同样适用。
为准备南巡而征调资源的各种各样行动,与各省军事运输即“军行”极类似,它们都归为“办差”这一大类。[76]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员等地方大员(联合行动并听命于总理行营处)在他们的辖区内亲自备办南巡事宜。在这一省内最高管理层之下,各省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称为“办理差务总局”(简称“总局”),人员由文武官员充任,负责协调通省事务。[77]这些专门机构负责动员通省资源,不仅为了皇帝的巡幸,而且也为战争以及灾赈等其他突发事件。在这一点上,南巡通过将省内官僚带入高度的活跃和待命状态,也进一步达到朝廷广义上的增强安全的目标。换言之,南巡提升了组织纪律性并更紧密地将中国最繁荣的省份融入十八世纪中叶帝国持续性的扩张进程。[78](www.xing528.com)
《大清会典》(1817年版)明确划分了各省与中央间的转输职责。总理行营处要将陆路运输路线,通知工部和上驷院(内务府的一部分),这两个机构就可以运送马匹和骆驼至合适地方的草场。同样,总理行营处要将关于水陆行进的报告咨行有关督抚,以便他们在各省准备足够多的船只。然而,各省实际的备办(见下面的描述和本书附录A)推翻了在官方奏报和章程里所能见到的整齐划一的记述。人们可以想见,在如此兴师动众的后勤准备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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