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彬菊的军机处研究指出：“制定礼仪、考虑地形以及安排运输足够的物资以保证出巡路途上政府的运转，这种种复杂工作很像战争所带来的挑战。”[6]军机处处理所有与皇帝的通信，并协调乾隆南巡在内的许多巡幸，总责其成。鉴于军机处的起源是作为一个军需和战略机构，因此它尤其适合这一工作。卫周安指出：“相当大比例的军机大臣，在任期内处理军机事务或指挥军队。……有些则因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而入值军机处。”[7]然而，皇帝巡幸路线的具体计划，是由征服者精英中满洲或蒙古人安排的，而他们并不都是军机大臣。
出巡路线和挑选皇帝的驻跸地点等基本后勤事务，不是由军机处而是由名为总理行营处的机构负责。这一机构由六位总理行营王大臣组成，他们出自宗室王公、蒙古贵族和满洲官员，[8]军机大臣当然不会被排除担任总理行营王大臣。担任这一职务经常兼有其他任命，有时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与军机大臣人员上的许多重叠，纯粹是因为许多军机大臣也是高品级的满洲和蒙古人。[9]然而，在乾隆朝，这两个机构的人员任命有着民族成分上的区分：汉族官员可能入值军机处，但从未入值总理行营处。易言之，乾隆朝廷将皇帝行进和驻跸的后勤安排，视为高度敏感的事情，只将它交付给来自贵族和八旗精英的民族坚定分子。将出巡后勤派付高级满洲和蒙古人，再次说明了他们还有皇帝自己，是民族精英的成员，这些精英精力更旺盛、纪律更严明、政治更可靠。这是民族—王朝统治的第一要义。
总理行营王大臣广义上的职责是“掌行营之政令”，[10]包括为皇帝巡幸所做的两种准备工作：（1）详细审定皇帝巡幸路线和驻跸地点，（2）决定需要保护皇帝行进和宿营安全的亲军数目。移动的朝廷能够在既定的时间安营，这要求大量的勘察和护卫工作。总理行营处需要得到临时性驻扎的尖营、主要驻跸的大营和行宫的数目及地点详细而全面的报告，只有这时才能安排皇帝巡幸路线的方方面面。
名为向导（满文yarhūdai，蒙文garjaci）[11]的八旗精英，负责实际的护卫和勘察任务。向导开始时隶属于总理行营处。“向导处”（满文yarhūdai ba）一词直到1777年才正式使用，当时单独颁给了印信，意味着它成为一个独立机构。[12]这一机构对于供职的八旗人数没有法定限制，规模通常是八十到八十五人。[13]
在皇帝巡幸之前，向导统领带领手下官员和兵丁考察各道路，认真记下要经过的所有地点和桥梁名称，标注崎岖不平之处，测量驻跸地之间以及沿线其他明显的地标间的里程。[14]向导处向总理行营处报告可以驻跸的地点，后者接下来将报告交工部、武备院以及护军营以作进一步的核查。在巡幸路线和驻跸地点得到批准后，向导处就与负责地方最终准备工作的督抚密切合作。更准确地讲，他们监督省里和地方官员修筑、平整所有御营、顿营以及依地形所建的看城。[15]
图3 向导统领兆惠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聂崇正《谈〈清代紫光阁功臣像〉》，刊《文物》1990年第1期，页68；复制得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许可。
两位八旗高级官员，兆惠（1708—1764）[16]、努三（卒于1778年），[17]
在1750和1760年代乾隆南巡时担任向导统领。[18]两人都来自满洲正黄旗，都得到赏赐，担任过战地指挥官，也是军事后勤方面的专家，都在1750年代乾隆著名的西师中亲临前线。[19]图3是兆惠的画像，以表彰他军事生涯及平定伊犁河谷和塔里木盆地所做的贡献，汉文题字是“绥疆懋绩”，这是陈列在紫光阁的百幅军事勋臣画像之一。
紫光阁是北京一座具有礼仪用途的宫殿，1760年为了宴请内陆亚洲的使团等而加以修葺。[20]内陆亚洲部落的首领和使臣——其中一些跟随乾隆南巡（见第四章）——在北京时应该能够看到这些画像。兆惠、努三等人的军事背景不会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1750年初呈递皇帝的会奏中，兆惠、努三详细记述了他们在乾隆首次南巡所作基本规划中所起的核心作用：(www.xing528.com)
向导统领臣兆惠、努三谨奏：臣等钦遵上谕前往江南指定营尖，带领章京二员、向导六名，照例驰驿前往。再，臣等与总督黄廷桂等议定，于本月二十日（1750年3月25日）在江南交界红花埠地方会看道路。臣等先行查看江南地方，由彼前往浙江，会同该督抚等查看浙江省皇上行幸并圣驾亲临之处。回来会同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看明两省道路，指定营尖具奏。俟命下之日，会该督抚等可也。[21]
约三个半月后，努三、兆惠在另一奏折中，开列了一份最终的巡幸路线并提供了经过的总里程数，驻跸地点的数目。附件是供皇帝详览的详细巡幸路线，上面有驻跸地点的名称，南巡队伍所要经过的地方以及它们的里程。[22]
总理行营处除为南巡勘察外，也监管安全以及决定仪卫扈从的数目。仪卫扈从只从京营满蒙八旗精英（而不是从汉人和汉军）中挑选。[23]所有的御前大臣——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满洲和蒙古贵族——以及领侍卫内大臣都必须要跟随皇帝。而内大臣和散秩大臣必须奏请经皇帝同意，才可以参入这支事实上是家产式的扈从行列。上三旗派遣了153名旗人担任南巡中皇帝的侍卫。[24]在行进过程中，队伍中的这些核心人员骑在马上排布皇帝两侧：二十名紧随皇帝，皇帝左右两翼各二十名，来自豹尾班的二十名兵丁在皇帝后面。[25]来自上三旗的183名亲军组成一支更大的队伍骑在马上，位于豹尾班之后作为后卫，执黄色大纛旗。[26]此外，前锋营派出四名参领和140名前锋校，[27]健锐营派出100—300名兵丁，[28]火器营派出3名军官和100名兵丁。最后，护军营派出700—800名兵丁以搭建御营并保护其安全。在为乾隆第二次南巡做准备时，总理行营处将1750年从京营八旗分为三班共派遣1000名旗人作为先例加以援引。[29]在1757年南巡中，四位领侍卫内大臣、八位散秩大臣负责一支1410人的旗人队伍。[30]当圣驾在江苏北部登船，这支来自京城的方阵减至约500人。[31]来自京营的人数众多的八旗兵丁始终构成了一个围绕皇帝、密不透风的安全保卫圈。在民众的想象中，在这样的高度戒备状态下，肯定会有惨剧发生。有野史记载，在乾隆的一次南巡途中，当皇帝一行经过平望镇（江苏和浙江交界迤北），运河两岸挤满了围观者。正在此时，一位妇女在楼头点火做饭。船上的一名高度戒备的亲军看到火苗闪烁，以为是要暗害皇帝，他快速反应，疾速射出一箭，当场射死了这位妇女。[32]这样记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令人怀疑，然而，它们的流传有某种政治效果，这一点我们后面再加以探讨。
各省道路两旁的安全是大问题，不可能仅由朝中的大臣负责，因此巡幸途经各省的文武大员——他们中大多数也是旗人，承担起了这一职责。[33] 1750年末，两江总督黄廷桂（1691—1759）奏报，他已将渡江地点的安全保障任务交付当地军事指挥官员：
再查京口、焦山[34]之下，僻处江心，悬隔江岸。臣更将海船弁兵量调三十只周围屯扎，以肃警跸。……臣咨行提臣武进升率同狼山镇臣魏文举、寿春镇臣常岱，管领约束。[35]
在更南的杭州，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署理浙江巡抚永贵，对于在水乡泽国如何控制拥挤人群作了安排：
御道两旁俱应安设站围，以昭警跸之意。今浙省运河惟上塘纤路宽有七八尺可容站围兵丁，下塘则桑围田墘竟有无可站立之处。臣等复查勘运河，两岸支河汊港四通八达，御舟经临时，无知愚民撑驾小舟，从支河阑入御道，殊失敬慎之意。今酌定于两岸之内，凡支河汊港桥头村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舟往来。上塘纤道每里安设 站围兵丁三名，下塘酌量安设围兵，如无路径之处，不复安兵站围。[36]
在这两个事例中，省里大员在实施这些地方安全计划之前，要征求向导处的意见。[37]
安全职责也包括对所有宿营地的最后阅视。在向导处决定所有大营、尖营地点之后，总理行营处视察整个驻跸区域。最后，安全也应从“现世”和“彼岸”两重意义上来理解。随扈喇嘛口颂具有保护性的佛教咒语，以驱逐巡幸路线和驻跸地的邪恶，这也归总理行营处负责。不论这流动的宫殿是靠近山区还是树林地区搭建，来自虎枪营的兵丁要检察并驱赶走附近可能构成威胁的野畜，[38]在乾隆皇帝1757、1762、1765年南巡中，约四十名这样的八旗精锐兵丁（通常参与皇帝围猎）担任这一安全任务。[39]
为南巡派遣的队伍比皇帝短途行程的规模大得多。例如，1713年康熙皇帝六旬万寿时，从京郊畅春园，走西华门返回紫禁城，这一距离约有10英里。由160名旗人所组成的銮仪卫扈从，听从四位内大臣的指挥。[40]更远距离、更大规模的南巡很显然需要动员数目更大的八旗军队以策安全，人数众多的皇帝方阵队伍场面壮观，也意在震慑江南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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