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乾隆皇帝沮丧的是，他发现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前夜仍需为巡幸辩解。[109] 1758年12月30日，左副都御史、上书房师傅孙灏[110]反对第二年乾隆皇帝为视察边防和接见进贡使团而出巡索约尔济的计划。[111]最初乾隆以为孙灏“无知，罔识事体”，但是当他“继思孙灏此奏”，越发感到这关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孙灏质疑乾隆计划出巡的妥当，已经触及了民族政治的痛处，提出了满洲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乾隆皇帝看来，孙灏的看法关乎“人心者甚大”，他“有不得不明切宣谕者”。
乾隆皇帝反驳孙灏是从专门探讨康熙和雍正皇帝遵循巡幸和狩猎等祖制的重要性说起的：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一年，惟恐八旗之众，承平日久，耽于安乐，不知以讲武习劳为务，是以省方问俗、较猎行围之典，岁频举行。圣寿既高，犹不肯稍自暇逸，其所以为万世子孙计者，意至深远。迨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十三年，朕与和亲王等日聆庭训，每以皇祖之定制贻谋永当效法，而深以未遑举行为憾。
雍正皇帝的“深以为憾”可能是乾隆皇帝编造的，但是乾隆皇帝的观点很清楚：巡幸不可以选择，它是必做之事，因为它是征服者精英动力和活力的原因和结果。
乾隆皇帝强调巡幸战略地位的重要：
朕临御以来，思绍前徽，早夜兢兢，罔敢少懈。如比年来勘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踊跃奉命，克奏肤功。亦由 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112]
依赖巡幸以求武备，这与官僚们根深蒂固的巡幸只不过是帝王寻欢作乐的成见，形成了鲜明对比。乾隆皇帝驳斥了这种观点：
徒以恭己养安，藉口于文恬武嬉之说，朕岂少御园别馆，足供览憇而必亲御鞍马、时勤弓矢，转以此为自娱计耶？
“御园别馆”可能是指北京南郊的南苑以及位于热河的避暑山庄。乾隆皇帝的诘问很好地传达出，他出巡索约尔济的目的，绝不像孙灏所认为的，是追求“恭己养安”。若是如此，何不直接前往南苑和避暑山庄呢？
正如乾隆皇帝所见，这种错误的成见只能来自汉族士大夫的内心。孙灏是浙江人，符合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所给出的某些民族特征的描述：
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谕。恭读之余，凛然悚惕，岂敢一日忘之？[113]
乾隆皇帝言辞中带有民族的蔑视。孙灏未能理解（或至少认可）乾隆皇帝所提出的出巡索约尔济的更广义战略和军事目的，让人失望但不会令人惊异。人们怎会期盼一个汉御史的观点建立在“平日好自安逸”之上？在乾隆皇帝看来，孙灏的反对，代表的不是一时判断上的差错，而是民族与生俱来的无力备尝艰辛，缺乏战略思想。乾隆皇帝最后说，孙灏所患的是一种危险的政治短视症：(www.xing528.com)
今孙灏折内，以为索约尔济地在京师直北，远与俄
斯接界，一似轻率前往，不无意外之虑者。此语犹为笑柄。今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114]及喀尔沁贝子呼图灵阿、扎拉丰阿[115]，俱在朕前，试问索约尔济非即伊等之部落家室耶？伊等非国家教养之子孙、臣仆耶？以伊等恭诚望幸迎请犹恐不及，而谓有意外之虑，当亦梦呓所不应出此者矣。
孙灏认为，决定巡幸的，是目的地的美景，乾隆皇帝对此怒不可遏。这样的一种成见，显得含有文化和地域的沙文主义意味，最终曲解了他的巡幸动机：
折内又称“索约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语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仅为山水观览之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南巡的这种解释似是而非，因为乾隆皇帝自己就对游览作了安排，既是具有性别意义的活动，也是他向皇太后尽孝的一种标志，这一点前文业已指出了。尽管如此，乾隆皇帝还是寻求通过强调他在治水上的管理成就来反击这种认识：
上年（1757），朕临徐、邳、淮、泗、沮、洳之地，为之相视求瘼，疏泄修防，次第兴举，今岁农事倍收，孙灏宁不闻之乎？
乾隆皇帝的反问又是在纯粹玩弄修辞手法：若孙灏对此听而不闻，那他就是故意为之。
乾隆皇帝集中注意力于巡幸的民族—王朝涵义，他对于孙灏的回应也极大地受他的意识形态使命影响。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对此，乾隆皇帝的回答肯定了物质匮绌的美德：
从前皇祖时，狝狩之典岁率二三举行，彼时大臣中或有外来之助，至于侍卫、兵丁何尝不以为苦？然正所以教之节用知艰也。且今预借俸饷、额外赏给，较昔实厚，岂至苦累转甚于前者？[116]
回答孙灏所提出的有关财政问题（“随从侍卫官员人等……生计艰难”），乾隆皇帝简要地与康熙朝巡幸对比（“今预借俸饷、额外赏给，较昔实厚”）是不合逻辑且没有说服力的。然而，乾隆皇帝并不在意自己表述的逻辑有欠缺，或是巡幸所带来的财政后果，他更在意的是，不巡幸所招致的对于民族—王朝的影响。
当然，乾隆皇帝不能容忍孙灏反对巡幸索约尔济，也不能容忍对他的南巡只不过是游玩的含沙射影。[117]两者最终都破坏巡幸作为一种激励民族—王朝勤勉和坚毅之美德手段的合法性。最后，乾隆皇帝将孙灏的反对理解为“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惟渐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此等迂回的计谋鼓动民族颠覆活动，威胁到了削弱文、武领域征服者精英的特权：
文既不文，武既不武，必如此而后快于孙灏之心，则其心为何心乎？[118]最后，乾隆皇帝对孙灏反对意见的敌视，源于他自己的内在焦虑，他对历史的阅读加剧了这种焦虑。更准确地说，元朝衰亡的历史证明了需要继续巡幸。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