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恢复巡幸：经典模式？

1684年10月20日，礼部郑重宣布东巡。^[34]起居注官使用了更古老的用语，称之为“东巡狩”，^[35]这一术语暗指《尚书》和《孟子》——巡幸的经典出处（见第一章）。这些经典描述了，圣君舜最为典型的在四个基准方向上的盛大出巡，始于祭献泰山的“东巡”。^[36]康熙皇帝个人完全熟悉这一经典模式，1768年6月19日，他亲自就相关的经文段落——“岁二月，东巡守”一节以及“五岁一巡守”一节，向名义上负责经筵的官员，发表了看法。^[37]毫不奇怪，这次皇帝出巡所定的目标——参拜孔子出生地，敬观那里的古代礼器，接着在泰山祭献——与经典完全一致。^[38]

1684年康熙皇帝到泰山“东巡狩”，然而，这次也是为他的首次南巡而找的仪式上的借口。东巡开始后约三个星期，康熙皇帝正式宣布他的南巡计划，要视察位于江苏的重要水利设施。^[39]皇帝一行没有返回北京，而是径直南下。这一仪式策略的理据相当简单，通过一开始就使用经典的“东巡狩”用语，康熙皇帝及其仪式专家们，很显然寻求将其首次对于江南地区的巡视遵循真正的经典模式。然而，这种对于经典先例的遵从，遮掩了康熙皇帝恢复巡幸的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

康熙皇帝在1680年代初恢复巡幸，与最为典型的圣君出巡有着重大不同。例如，康熙皇帝将1684年秋向东与向南的行进合并，这实际上已是更大范围地恢复四个基本方向出巡的最后阶段。当然，康熙皇帝对于巡幸的恢复确实是从“东巡”开始的。然而，这所谓的东巡并不是经典所认可的1684年秋的致祭泰山，而是他在1682年初第二次前往盛京。^[40]这次出巡之后紧接着有两次西巡，1683年前往位于山西北部的五台山，以及1683年年中和1684年年中出巡塞北狩猎。^[41]更为重要的是，康熙皇帝最早于1680年代的一系列出巡，不仅是遵循汉文经典所确立的礼仪，而且也是由日迫的军事紧急事件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民族—王朝统治使命所促成。

三藩之乱结束于1681年12月7日。^[42]最终胜利的消息是在1681年12月23日抵达北京。仅三个星期后，康熙皇帝便开始了精心准备再次出巡盛京。这次出巡的理由与1671年首次巡幸盛京一样：将最近的政治和军事胜利归于王朝的缔造者。然而，这次并非首次盛京之行的简单重复。这次，他预料到了官僚们会反对，就下令圣驾在每年国家典礼完成之后才离京。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他坚持在第三座祖先陵寝祭献。此陵寝名永陵，安葬的是爱新觉罗家族最早的四位先人。“前幸盛京时，未至永陵致奠，迄今尚歉于怀。兹若果往，当身历其处，仰瞻祖宗发祥旧址。”康熙皇帝也投入了很大精力修建一条从佛阿拉（满语Fe Ala，字面意义是“旧山冈”，是满洲人最早的都城，盛京位于它的正西面）到吉林乌喇（位于吉林省西南部）的道路。在一道满文上谕中，他令盛京将军安珠瑚：

密遣副都统穆泰及贤能章京等，将御路、行宫、应经之地，并自佛阿拉通往乌喇之路，详察绘图，由同往章京内简选晓事者一员来奏。惟恐其阅历浅薄，不能详记地理山川也。^[43]

欧立德指出，康熙皇帝第二次出巡盛京及周边地方，如吉林乌喇，事实上是一个更宏大计划的内在组成部分：不仅要建立作为“满洲人身份记忆之地”的被称为“大盛京”的区域，而且也要提升整个区域在礼仪上的地位。^[44]

将在盛京举行的民族—王朝性质祭典与在北京正式的国家祭祀等而同之，这绝非微不足道，尤其对于汉族官僚而言更为如此。这解释了康熙皇帝为什么坚持保守秘密。宣称进行这第二次巡幸已是无可更改：

为此欲公开降旨，但尚未定，故未明示，但念定后再议，又恐不及，故特密谕。^[45]

保密的做法，旨在防止招致十多年前熊赐履公开谏言的各种消息泄露或谣言。

康熙皇帝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出现士大夫再度进谏，因为士大夫肯定会认为他1680年代初的巡幸活动少有讲武意图，只是为了更多享乐。圣驾一过长城，康熙皇帝就开始了大规模狩猎。^[46]他及扈从将整个行程时间的四分之一（68天占了17天）用于狩猎，捕获了34只老虎。^[47]此外，在盛京附近祭祖后，康熙皇帝继续向吉林乌喇进发，视察北疆。尽管意识到俄国从1670年开始沿北部边疆吞食土地，但康熙皇帝在1671年首次出巡中未贸然向盛京以北进发。^[48]然而，1682年这次康熙皇帝前往，为的是加强清朝对满洲北部的镇守。他认为这是对先人王朝基业的拓展。他写信给留在京城的祖母也就是太皇太后：

兹因大典已毕，敬想祖宗开疆非易，臣至此甚难。故欲躬率诸王贝勒大臣蒙古等，周行边境，亲加抚绥，兼以畋猎讲武。^[49](www.xing528.com)

该年晚些时候，康熙皇帝制定计划，“一年派兵一万两千名行猎”塞外，他尤其关注那些“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命令他们“与以前派往出征者”一并派出，^[50]这样就能够一同提高骑射技艺。

康熙皇帝坚持所有旗人的全面参与，包括那些身为文官的旗人，这源于他的信仰：皇帝狩猎，作为一种全面动员活动，可以更好地促成全面治理。在1681年的一次北巡中，他宣布：“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51]康熙皇帝坚持要求，征服者贵族负责在旗人间纪律的灌输。1683年4月，他给裕亲王（福全，1653—1703）等诸王公下发一道谕旨：

其围猎之制，贵乎整严，不可出入参差。宗室公等不得越围场班次在后逗遛。如或逗遛，则众人停待，围场必致错乱，尔等须严加 管辖。^[52]

康熙皇帝并未将他的军事活动局限于塞外的正式狩猎，而是将它们融入了所有的巡幸。例如，狩猎是西巡山西的一个重要（但经常被人忽略）方面。1683年3月11日，康熙皇帝从五台山菩萨顶返回时，在长城岭西路杀死一只老虎。山西巡抚穆尔赛和按察使库尔喀——两人都是满洲旗人——将此誉为源自皇帝武功的皇帝宽仁的事例：

长城岭路原有猛虎潜伏，往来商贾居民尝受其害，今皇上巡幸，殪除此虎，嗣后永绝伤噬之患，商贾居民皆得安生矣。伏乞皇上赐一地名，臣等刻石立碑，用垂奕世。

这里，穆尔赛和库尔喀寻求将他们君主最近的猎杀视作宽仁的合法举措。在多次请求之后，康熙皇帝选择了“射虎川”的名字，从而就将一个地方转化成了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美德的纪念地。^[53]

1684年东巡泰山过程中，康熙皇帝在正常的仪式中加入了惹眼，让人想到满洲人武功的举动。1684年10月11日，也就是出巡的第6天，起居注官记载：

上召大学士明珠，尚书伊桑阿、介山，学士席尔达、常书，侍读学士朱马泰、徐庭玺，卿葛思泰、阿里虎、安泰于围中射猎。是日，赐山东巡抚以下，知县以上等官及致仕大学士冯溥等兔。^[54]

康熙皇帝赏赐的兔子，无疑是此次猎获的一部分，赏给文职官员，它是朝廷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提醒物。这一姿态——是不能拒绝接受的——以及组织大规模的满洲人狩猎，也强调了中国内地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满洲人的军事纪律和士气之上的。在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中，朝臣查昇（1688年进士）写了一篇《南巡颂》，^[55]称颂“龙马廵边，漠北之祲氛尽扫”，这进一步提供了康熙皇帝武功和宽仁的证据。^[56]巡幸尚武的一面是第四章集中探讨的内容。这里我们仅需指出的是，尽管将军事活动融入巡幸，多少与官僚精神相对立，但这一直是清朝包括南巡在内的出巡的必要组成部分。^[57]

因此，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只表明了皇帝关注治理水涝。^[58]它也是1680年代初大规模恢复巡幸的高峰，也成为康熙朝廷申张民族—王朝统治更大范围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据这一意识形态的表述，满洲朝廷是军事整肃、勤政以及宽仁的典型；巡幸是最重要的仪式，通过巡幸，这种民族—王朝美德可以遍及整个国家。正因如此，康熙朝起居注官在为1684年所写评论中宣称：“典莫大于时巡。”^[59]乾隆皇帝为努力实践乃祖的遗产，于1740年代恢复巡幸，将它精心打造成为民族—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