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清朝统治巡幸建构

典莫大于时巡。

——康熙起居注官，1684年

巡幸乃事之不可不行者。

——乾隆皇帝，1750年6月21日^[1]

在“长十八世纪”，皇帝的游历并不限于江南也不止发生在乾隆一朝。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巡幸都花费时日，不仅是在江苏和浙江这两个最重要的东南省份，也包括直隶（河北）、河南、山西、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除南巡外，从时间和里程看，最长的是到藏传佛教圣地五台山的“西巡”；^[2]有到满洲陪都盛京（今天的沈阳）的“东巡”；^[3]前往东岳泰山和曲阜孔庙的“东巡”，^[4]两者都位于山东；前往塞外热河避暑山庄的“北巡”。^[5](www.xing528.com)

如下所述，年轻的康熙皇帝1671年秋就开始东巡满洲旧都盛京，这仅仅是在他亲政两年后，而长时间的巡幸到了1681年平定三藩后才成为了例行的活动。^[6]从1681年至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他总共进行了128次巡幸，平均每年两到三次。^[7]在这四十二年间，康熙皇帝身在路途超过两百天的有十一年，超过一百天的有二十四年。^[8]康熙皇帝所宣称的“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都走过”，并非无稽之谈。^[9]

康熙皇帝之孙乾隆皇帝，也以喜好出巡闻名，当时的观察者以及现代学者都对他的不停游历和长时间不在京城有过评论。有学者统计，乾隆朝六十年间，皇帝的“巡幸”超过150次——平均每年两到三次。^[10]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乾隆皇帝在北京及围边（例如北京西北的圆明园）居住仅114天（约占该年的三分之一），出巡达到229天（约占该年的三分之二）。^[11]应该说，这些数字多少不具典型性，因为这一年乾隆皇帝既有南巡又去了热河避暑山庄。1741—1750年间，乾隆皇帝离开京师，长时间出巡二十三次，且每隔一年就前往热河，而从1751年开始每年都去热河，那么对于他不在京师“一年达三分之一以上，且常常不止于此”的估算，也有一定道理。^[12]乾隆朝来华的朝鲜使臣注意到了如此频繁的外出活动，他向国王报告：“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13]我们如何看待康熙和乾隆皇帝“马上统治”的嗜好呢？

上一章讨论过，巡幸因悠久、复杂的历史，以及“儒家”经典的内在开放性，使之具有多重意义及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14]内中意义的多重性是巡幸吸引康熙和乾隆皇帝的部分原因，他们每人都利用巡幸这一活动作为加强清朝统治的一种手段。

本章旨在阐述激励清廷在1680和1740年代恢复作为民族—王朝原则的巡幸。两位皇帝恢复巡幸，实际上是强化民族—王朝统治的精心举措，推崇狩猎既作为“祖制”，又作为出巡中常规典范形式，同时也不取代源于上古圣君的经典模式。为了调和由于相似（文化的同化）所带来的合法性与由于不同（民族的区分）所产生的支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康熙和乾隆的朝廷运用了王朝孝道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巡幸鼓吹为爱新觉罗家族（以及广而言之，整个满洲人的）祖先在文武两方面的美德。此外，南巡是1680和1740年代更广泛地恢复巡幸的一部分，它们也是旨在促进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