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巡幸：南京与北京之争

十四世纪末，长江下游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明朝的建立，标志着淮河以北地区在将近两个半世纪后，第一次重新建立了汉人王朝的统治。然而，蒙古统治给明初（1368—1435）的政治和政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南北在一个“本土”的汉人王朝之下的重新统一，并没有自动地带来儒家士人或是文官特权的复兴。在戴德看来，“明朝不仅保留了许多元朝创新的制度和做法，而且新的汉人统治精英自身所表现出价值和态度，与以前元朝武士贵族的相似，而这些常常与儒家的规定相左”。^[94]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与第四子朱棣（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本身就是赳赳武夫，都是通过武力夺取皇位。他们对于士大夫的疑虑，导致精心创立了军事精英及其随后对于文官的支配地位。洪武皇帝应是汉人血统，但他也是由农民到僧人再到造反者最后成为皇帝的，他因对于士大夫的敌视而臭名远扬，那些人因为批评皇帝的政策，常常当众遭到杖责。他在1380年废除丞相，这表明他不信任士人所主导的官僚体制。直到在尝试其他选拔文官的办法失败后，他才在1384年勉强重建科考制度——这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遭遇冷落。^[95]蒙古统治对于明初政治的深远影响以及“蒙古问题”的持续重要，确保了明前中期的巡幸依然与在北方占支配地位的军事传统有密切联系。

明初两京制的演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永乐皇帝在南京和北京间的季节性迁移，让人联想到元朝的政治实践。最早定都南京是基于其战略的重要性，以及明朝缔造者最早征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两京制的重现以及最终永乐皇帝在1421年将北京作为明朝的主要都城，反映出这是永乐皇帝自己权力的根据地以及要控制北方边境持续不断的问题。^[96]永乐皇帝最早分封到以前元朝的大都做燕王，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身为皇帝，他继续坚持在北方保持强势的进攻姿态，因为蒙古残余在草原的重新统一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持久的威胁。此外，永乐皇帝作为帝位的篡夺者（他推翻了自己侄子建文皇帝[1399—1402年在位]），难以离开自己北方（北京）的权力根据地以及帮他登上皇位的私人军队。

永乐皇帝后来以“马上皇帝”著称，事实确实如此，在位22年间，“严格算来，他远离都城（长江下游的南京）约126个阴历月，约合10年”。这期间，他花“21个阴历月以上的时间”（将近两年）五次远征进入长城以北的蒙古地界，“另有六个月”是花费在南面的南京与北面的北京间的途中。^[97]

可以说，从许多方面看，永乐皇帝的出巡源于相竞争的帝制官僚与帝制联盟理念间的紧张关系。永乐皇帝与蒙古大汗不同，不能全然无视士大夫的要求而“试图符合中原和蒙古对于‘理想皇帝’的认识”。他同时实现身为儒家天子和蒙古大汗的抱负“造成了明政权划分为两套不同的制度：一个是文官体系，反对皇帝的政策，寄托太子以彻底予以扭转；另一个是太监和武将体系，执行皇帝的政策，并且只是在得宠时才掌握大权”。^[98]那么，这就是在本书“绪论”中用了一些篇幅所讨论的家产—官僚制帝国制度上的特征和张力。

永乐皇帝作为成就非凡的军人享有盛誉，但他在许多方面开创了文官体系的逐步复苏，当然总是极其谨慎的。在洪熙皇帝（1425年在位）

以及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时期，文官权力日益增长，然而，直到幼冲正统皇帝（1436—1449年在位）时的太皇太后主政时期，文官精英才胜出武将，重新控制了中央政府。^[99](www.xing528.com)

当明初的文职大臣们逐渐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特权时，巡幸的合法性就成了激烈争论的问题。1416年，黄淮（1367—1449）和杨士奇（1365—1444）——两位永乐朝的大臣，他们在1420年代和1430年代文官权力的恢复时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编纂并刊印了《历代名臣奏议》。此书收录上古至元朝呈进君主的奏议，共350卷，是官僚上谏的文本典范。它也是一种对于当时许多日见紧迫的政事的间接评论手段。从时间上看，它1416年刊行，接踵于1410年和1414年永乐皇帝的头两次亲征蒙古残余势力，这不是偶然的。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该奏议卷287乃是关于巡幸的。^[100]这一卷保存并公布了官僚反对巡幸的看法，上文中已征引了许多。而且，官员反对女真和蒙古皇帝出巡有效地将巡幸指斥为一种有着军事表现形式和嵌入了民族意义的治理模式。

即便是在文官重新崛起以及十五、十六世纪明朝针对蒙古的威胁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姿态之后，^[101]永乐皇帝作为“马上皇帝”在武功上的神秘色彩，继续激发后来的明朝皇帝的政治想象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坚持出巡。^[102]与此同等重要的是，部落勇士和首领的英雄般业绩，向人传递了中亚草原的政治文化，同时也激励着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103]正德皇帝日益痴心于要证明自己针对蒙古对手的“战场上价值”，这是他更多巡幸和更多军事活动的推动力。^[104]

在许多官僚看来，明初的皇帝似乎保持了他们蒙古前辈的尚武风气和喜好。当然，并不缺乏来自那些“不仅为皇帝人身担心，而且也是为帝国的和平与秩序担心”的官僚们的抗议。^[105]当正德皇帝在1518年夏又一次考虑“北巡”宁夏以迎战蒙古军队时，以首辅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为首的一群官僚上疏，不宜轻启巡幸，因难以杜绝意外。正德皇帝无视劝谏，这促使了杨廷和进一步表达意见：“皇上时出巡游天下，人心无不疑惧。”^[106]杨廷和及同僚的这种担心理由充分。正德皇帝在多次出巡和军事演练过程中，被老虎所伤，差点被蒙古军队抓住，皇宫意外起火部分烧毁，太庙和郊坛应有的祭祀活动也荒废了。^[107]而且，谷大用（卒于1523年）、魏彬、张雄等太监以及钱宁（卒于1521）、江彬（卒于1251年）等武将都利用皇帝不在京城的时机扩张自己的势力。^[108]

1519年夏，宁王（朱宸濠）造反并向陪都南京进军，形势日益险恶。正德皇帝以亲征这次叛乱为借口，决定出巡江南，而当时著名将领及哲学家王守仁（即王阳明，1472—1528）已快要将这次叛乱平定，^[109]正德皇帝不想丢掉树立自己军事威信的机会。146名京中大员冒险反对这次远征，他们中的11人最终因此被处死。^[110]幸存者或许多少会感到自己是正确的：1520年10月正德皇帝回京路中钓鱼时，船只倾覆，尽管获救，但在1521年1月中旬抵京后，落下重病，三个月后死去。^[111]

这些事件的结果是，到十六世纪初，巡幸不论是以文或武为特色，士大夫都彻底否认它作为一种帝国治理的合法模式。正德皇帝是明朝最后一位渴求有高度移动性的皇帝。^[112]在明王朝余下的时间，皇帝们身处宫墙之内，万历皇帝（1573—1620）与外界隔绝，无法接近，这又被官僚圈视为怠政的表现。^[113]当官僚们批评四处活动的皇帝要“身居九重”时，万历的表现也确非士大夫的心中所想。^[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