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清朝统治巡幸的实现

唐朝以降政治上常是分裂的，这是一系列中国北方边境的非汉政权的侵犯所致。尽管君主不停移动的理念在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已失去了声望，但它仍然是北方政治文化突出的特点，给非汉王朝诸如契丹人的辽朝（916—1125）、女真人的金朝（1115—1234）以及蒙古人的元朝（1260—1368）留下了历史的烙印。狄宇宙指出，这些非汉政权“是北方、内亚的文化世界与历史经验的特有产物”，^[68]学者将这一北方政治传统称为“帝制联盟”（与南宋等建立的“帝制官僚”相对），^[69]并指出了它更具“封建—家产制”特色的制度^[70]以及“强烈的权力私人化、行政碎化和士人地位的降低”。^[71]依靠的不是定居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并从中取得的固定收入，而是与“汉人”王朝周而复始的“贸易与侵扰”，北方的非汉帝制联盟更看重的是移动能力强并有着军事才能的统治者。北方帝制联盟的政治权威源于作为马背上勇士（而不仅是作为将领和战略家）的统治者的领袖魅力，以及身为精通礼仪的领袖和首要管理者的角色。南方帝制官僚和北方帝制联盟的政治传统，决定了它们所认为的统治者的得体举动是不同的。这一文化价值上的差别，可以从相互间不断强化的民族—地域的二分看出：南方是以文为导向的（“文明的”）汉人政治文化，而北方是以武为导向的（“野蛮的”）非汉政治文化。

十世纪中期由名为契丹的很小的北方部落联盟所建立的辽朝，最好地体现了北方更多的移动性和军事传统。早期的契丹王朝，与后来女真人的金朝、满洲人的清朝一样，都源于东北的辽东半岛。辽东半岛从社会生态看，是一个异质环境，因此常常出现巴菲尔德所称的“混合政权”，此中包括了部落和官僚的管理形式。^[72]在最盛期，契丹帝国拥有东至辽东半岛西至阿尔泰山的疆土，包括历来由“汉人”控制的北方十六州。辽的兴起对宋朝构成了永久性威胁，这两个王朝间战争频繁，直到1005年订立澶渊之盟，提高了辽朝皇帝的地位，与北宋“天子”平起平坐。^[73]

南北方之间民族—地域不同的强烈意识，在契丹的制度和政治实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辽朝的二元行政体制，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敏锐意识到了南北之别。^[74]这在《辽史》（约1261—1345）的“营卫志”表现得最为明显：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 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 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 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75]

辽朝廷一直进行着季节性迁移的惯常做法，甚至是在行政体制显然已形成以及建立了五个都城之后还是如此。^[76]在辽朝，“皇帝扈从起着政府的作用，朝廷是流动的，每年在狩猎地方依季节而行，不时地陪同皇帝频繁狩猎。”事实上，“辽朝廷”仅仅是“一座巨大的用众多帐篷所建的便携城市，用牛车载运”。^[77]辽朝依据不同的民族习俗所建立的行政机构，表面上看灵活变通并是对等的，但皇帝及其扈从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保证了真正的权力总是稳稳地掌握在官僚体系中的部落人与北面官的手中。^[78]

巡幸在辽朝统治构成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没有官僚的反对（此种反对在汉人的帝制官僚传统中极为流行），这委实非同一般。或许事实不是这样，但毕竟与南方士大夫传统的抗议相比有天壤之别。在北方各政权中，官僚反对移动的朝廷只是始于在十二世纪初征服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的金朝。

女真（后来的满洲人声称是其直系后裔）是通古斯人，他们自己的部落联盟逐步统一，而辽朝内部的崩溃加之北宋的怂恿和协同努力，使女真人得以在1125年灭掉了辽。^[79]如上所述，女真人接着占领了宋的都城开封，在1126—1127年间占领了淮河以北的疆土。

在政治组织上，金朝一开始就是契丹辽的直接继承者。女真人使用了辽朝的原有官员——包括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采纳辽的双重行政体制，这完美地适用于他们自己作为征服中的部落联盟的政治需要。^[80]女真人的金朝也继续着五京间季节性迁移的做法，其中三座位于辽朝的原址。^[81]金朝迅速向南扩张，深入中原北部地区，这大大超出了辽朝的旧有领土，然而，必需使用汉人谋臣以及采纳汉人的行政和制度，所有这些造成了金朝统治内部的危机。

据宋金两朝史官的记述，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也就是海陵王），是位手腕强硬的篡位者，针对多民族的政体以及内部分帮结派的统治精英，他欲重申实行强大的集权（皇权）统治。海陵王的专制做法可能令汉族士人精神上极为反感，但这些做法却与帝国的统一和家产制统治极为一致。汉族官员和官僚统治方法颠覆了女真部落贵族的政治特权，从而增强了海陵王自己的权力，因此海陵王乐于赞助汉文明。^[82]

然而，接下来的皇帝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赞成文化本土主义。世宗有赖于女真权贵的支持，登得大位，这些人既反对海陵王针对南宋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反对海陵王迎合汉人的种种做法。因此，这位新皇帝的首条政令，是1162年从长江撤军，并且很快与南宋媾和。此外，他发布一系列谕旨，要扭转海陵王不受欢迎的“汉化”。^[83]世宗的文化壁垒政策意在安抚那些支持他继位的保守权贵，以及契丹部落势力；有次海陵王下达进攻南宋的动员令，由于这些部落势力拒绝并造反，行动流产。文化保守的政策包括了全面禁止女真人起汉人名字，着汉装或说汉话。^[84]更为重要的是，世宗皇帝恢复了季节性狩猎的循环往复。女真人采纳的是契丹辽的做法，但这些季节性迁移在海陵王时期已严重削弱。^[85]

从长远看，海陵王的制度改革赋予了文官权力，为士大夫价值观的申张打开了大门，这在反对世宗恢复季节性迁移问题上得到了证实。世宗准备前往金莲川（这是沿察哈尔[内蒙古]闪电河的一片沼泽地区），薛王府掾梁襄（活跃期在1161—1189年）进谏：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位于今天的哈尔滨）、中都（位于今天的北京）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

在梁襄这样的士大夫眼中，北地荒凉，不论是农业还是行政组织都不能生根、兴盛，是不值得皇帝前往的。而且，梁襄也关注安全和后勤保障问题：

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藩篱也。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秋杪将归，人已疲矣，马已弱矣，裹粮已空，楮衣已弊。犹且远幸松林，以从畋猎，行不测之地，往来之间，动逾旬月，转输移徒之劳，更倍于前矣。

梁襄关注皇帝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物质的消耗，宣称：“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能轻行。”他的反对意见与汉朝官员如薛广德以及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相同。(www.xing528.com)

然而，梁襄的主张，与以前的反对类型相比，有一重大的相异之处：

他反对契丹季节性迁移的传统，揭示出了移动性与游牧活动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纳，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令，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

梁襄反对季节性迁移，最后一点，在于金朝在地理、民族以及整个民生都与辽明显不同：

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今天的热河附近）。……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今天的北京），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86]

质言之，如梁襄所见，巡幸活动仅适合于较不富庶（含义是指较不“开化”）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事实上，巡幸已拥有了强烈的民族—地域色彩。

官僚反对季节性迁移，道出了金朝自身一些内在的紧张：不仅是在官僚的“文”和君主的“武”之间，而且也在北方的非汉方式和南方的汉人方式之间，在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和定居的农业的理想世界之间，以及它们相应的政治文化之间。一方面是“帝制官僚”模式，皇帝为中心，居住在固定的都城，领导着由受过经典教育的文官和仪礼专家充任的农业官僚机构；而另一个是“帝制联盟”模式，取决于一位移动的、被一群紧密团结的忠诚部落同人和政治谋臣相伴左右的君主。现代专家正确地提醒说：“将由北方人所建立的政体，视作与定居的汉人所建立的稳定帝国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游牧’邻邦，没有一个是纯游牧的。”^[87]话虽如此，游牧和定居农耕之间的对比，很显然成了有启发意义的框架，透过此，南与北、文与武以及汉人与非汉间的差异不仅得以表达，而且被制度化了。在元朝，这种差异，继续作为内在紧张关系的一个来源，其时，所有“中国内地”在元朝统治之下得以统一（这是唐以来的第一次），并且是作为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汗国的东部地区）。

季节性迁移肯定是蒙古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的社会经济，与女真的混合经济相比，更接近于“纯粹”的游牧，这促使现代学者在蒙古人的元朝和契丹辽的种种活动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包括朝廷的频繁迁徙。^[88]狩猎和频繁出游给蒙古大汗的私人护卫（怯薛）灌输了纪律以及“蒙古政权初期的‘中央政府’——本质上是皇帝的侍卫，跟随其君主，不论君主在任何地方落脚”的要求。^[89]大汗自己的随从，是一个极度扩大了的阿寅勒——这是游牧营帐和蒙古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由有着自己毡帐和牲畜的大家庭组成。在受到威胁时，数个阿寅勒可以暂时联合形成一个古列延——由毡帐和套车环绕而成的营地。^[90]

整个元朝，蒙古大汗在两个都城间分配时间。在每年阴历二三月，他们离开主要的都城——大都（现在的北京），向北经过约二百英里，到达位于内蒙古草原的夏都——上都。阴历九十月，他们返回大都以度秋冬。蒙古人每年移居上都，避开炎炎夏日，通过打猎活动再续与部落精英的联系。^[91]

汉族士人当然反对这些季节性迁移，强调它们公开的军事的一面。赵天麟向忽必烈（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疏言：

先王之临制也，马上得之而不以马上治之，顺天取之而又以顺天守之。当其四边有警，中夏未宁……不得已而用兵，事在合宜，心非自豫……今国家起统于玄冥之域，习俗于弓矢之中……何自轻国家，每春日载阳乘舆北迈？……今陛下禀圣之人之资，居圣人之位……又何须亲劳耎脆，逞雄心于兵马之间？……故曰：好动不及好静，有为不若无为。斯天下之想闻，乃圣王之大道也。^[92]考虑到蒙古统治的历史背景，赵天麟的政见可能出自他意识到了民族差异，他有选择地援引（不移动的）圣君作为教化话语的主题，就是对此的反映。赵天麟一心想着安静和不动，这并非他所独有而是许多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当圣驾在1294年秋出发前往上都时，有监察御史就恳求忽必烈：

愿大驾还大内，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万几之暇，则命经筵进解，究古今盛衰之由。^[93]

供职于金朝或元朝的士大夫，用他们自己对于为政之道的认识，批评来自北方的非汉的这些更具军事表现形式的活动。梁襄、赵天麟这样的人与上谏的御史一道，构想了金世宗、元朝忽必烈等统治者应当遵行的一种为政之道。他们提倡一种理想：皇帝不外出，深居保护严密的宫殿之内，精通经典（汉文）的学者给他们讲授宽仁、节俭美德以及不可变的王朝历史模式。（当然，梁襄、赵天麟以及上述御史们没有提到《孟子》《尚书》《诗经》中所写的巡幸。）结果是，非汉人的皇帝无视他们的反对，继续进行季节性迁移。

季节性迁移是北方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始终与南宋高度理想化的官僚统治形成对照。那些统治了全部或是部分内地的非汉人皇帝，占据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帝制形成之巅：一个是帝制官僚，一个是帝制联盟。因此，当汉大臣在巡幸问题上对抗非汉人的皇帝时，君主和官僚间的政治紧张就有了民族色彩。南宋的刘黼将巡幸视为汉人皇帝的一种自我放纵。然而，梁襄、赵天麟和御史们的教化话语，所代表的是试图阻止民族—王朝统治和权力。在这一脉络中，巡幸自身充斥着民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