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秋，这一年是乾隆十四年，38岁的乾隆皇帝收到由七位江南地方大员会衔的奏折。这些官员依惯例在奏折中首陈大意：“舆情之望幸已殷，时巡之典礼宜举。恭恳圣恩俯赐俞允，以慰臣民仰望”，接下来胪列了乾隆皇帝1751年春进行南巡的理由。援引先例，肯定是官僚用语策略中最为重要的，先例的历史越久远越好。因此毫不为怪，这些地方官员，以征引《尚书》（约公元前300年）为始，“省方肆觐，聿昭盛世之宏规”。[1]乾隆皇帝的回答多少有些敷衍：“大学士九卿议奏。”[2]大学士公傅恒（卒于1770年）及在京的高级同僚遵旨行事。约三周后，他们再次从经典中找出了更多的先例：
臣等会议，得《易》载：省方诗歌时迈；《书》称：五载一巡狩；《礼记》：天子巡狩，望祀山水，陈诗纳贾；《周礼》：王巡狩职方氏，戒于四方，考职事无不敬戒；《风俗通》曰：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故自躬亲行之。此典籍所纪，皆以巡方为大典也。[3]
借助十八世纪上半叶编纂的一部大型礼仪资料汇编，官员找到了典籍上记载的巡幸先例。《古令图书集成》（约1725年），包括了六卷“巡狩”内容，将此礼仪制度的起源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他“始省方，观民设教”。[4]同样重要的是由秦蕙田（1702—1764）[5]编纂的《五礼通考》（约1761年）。在关于巡幸的卷次（卷178—180）的序言中，秦蕙田超越了普遍所认识的即“巡狩之制见之于经者多矣”，认为“自黄帝、颛顼已有巡方之典，不始于唐虞也（也就是尧、舜）”。
通过查找古时的巡幸史料，清朝官员们支持它作为一种为政之道的合法性。秦蕙田认为“其意深远”，写道：“先王以此察诸侯之政治，联远方之声教，咨兆民之疾苦，乃维持天下之大权。”尽管在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7）、汉（公元前206—公元220）时期，存在着由封建向郡县的重大转变，而秦蕙田指出，“时迈所及察吏治、观民风”，对于这些巡幸及其目标，他继续说道：“与唐虞三代若合符节焉。”[6]
巡幸是经典所认可的一种礼治和宽仁文治形式，在当时，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各省低层官僚和地方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汉族士人是如此想法。毕竟，汉族精英可以从中受益——将他们的满洲君主理解并公开描述为严格恪守亘古永存的为政原则的“开明”（可以理解为“汉化”）的天子或是转世的圣君，这是如同他们一样的礼仪专家所定义的为政原则。然而，这样的记述，至多信其一半，因为它们对于传统的高度选择性以及“对于传统的霸权意识”。[7](www.xing528.com)
“国家仪式的文本赓续不辍”，经书中视此为典范，其实到处充斥着矛盾，含糊不清，本来就会被人解释或重新解释。[8]这种“文本混乱”，尤其是与巡幸等礼仪实践相关的文本，恰恰是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9]例如《尚书》第二篇《舜典》，记录了传说中的圣君舜的早期成就，其中详细描述了舜的出巡。舜受人爱戴，因为他被圣君尧选中继承王位，这基于他的德行和聪明才智（美德）而不是他的高贵血统（遗传）。[10]传说中舜最早的成就是盛大的巡狩，实际上是为期一年沿四个基本方向对于诸岳的系列巡游。[11]
然而，另一巡幸的经典出处是《诗经》（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600年）的《周颂》。其中的《时迈》，描述的是周武王（公元前1073—公元前1068年在位）的一次巡游。[12]武王的父亲文王，是原西伯昌、周朝名义上的缔造者（卒后追封），他拒绝反叛商朝最后一位残暴统治的王（纣辛）。是文王最早发现并提拔了周朝的开国大臣太公望，而武王在太公望的帮助下，最终推翻了纣辛，成了周朝真正（不是名义上）的缔造者。[13]武王的季节性迁移，是以《尚书》所记载的圣君舜的巡狩为原型，声称武王是作为承应天命之人（也就是天子）进行统治（应有德性的奠定基业的大臣太公望的要求）。在这一寓意式的记述中，作为礼仪的巡幸活动直接触及中国经济文化最基本和最有争论性的问题之一：政治权威得体的过渡。武王巡幸减轻了他弑君等污名，树立了自己的圣德，如此就解决了“权力应传给诸子还是有德官员，是储君还是圣君”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表述的“在国和家之间……制度上的矛盾”。[14]因此，巡幸的经典话语，具有延展性，可以用于将因美德而治抑或因遗传而治予以合法化，而这两种统治原则是对立的。
简言之，巡幸是有多层意义因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礼仪活动，纵观历史，有关为政之道和政治权力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借巡幸得以表达并相互博弈。巡幸的典制，有意识形态的强效，因为经典表述的内在开放性以及在日益演进的官僚抗议传统中君主移动性的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本章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考察历史上的一些关于巡幸的争议以及其中的紧张关系，还原巡幸的各种意义。我一开始扼要地评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军事化治理形式的巡幸的起源，然后跟踪前帝制时代，这一做法转化为一种理想化（即“开化”）的宽仁文治的形式。接下来，我分析了在官僚抗议的修辞传统之中（此种抗议从宋代[960—1279]以降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巡幸日益被人轻视。最后，我探讨了巡幸在宋代以后的发展——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将巡幸描述为在北方的非汉政权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高度军事化并蕴含民族意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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