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探索盛清时期的家产制政治文化

本研究将巡幸定位为盛清时期家产制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我的最重要论点是，乾隆朝廷之所以利用巡幸，是因为它是有着政治效力、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活动，能够在社会各阶层——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利益——中同时产生意义，进而有利于他们内部的意识形态凝聚与再造。^[89]

第一章讨论巡幸的内在多重意义。第二章至第四章集矢于清廷，尤其是乾隆皇帝恢复巡幸，以宣传民族—王朝例外主义与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王朝孝道、勤勉、武功及仁政等纠结在一起的话语和姿态得以建立的。然而，民族—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这些外在表达，并不是清廷建立其对于江南的权威的仅有手段。同等重要的是清廷对于汉族精英的理念和利益的包容，这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予以详述。在汉族精英占据着经济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地方，由于实行更为“民族中立”的包容策略，常常遮掩了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主张，但它没有完全消失。^[90]这里家产制统治是通过天子和士人领袖在地方上的圣贤统治的话语建立起来的。然而第七章，证明乾隆皇帝也继续将自己刻画成为并有意作为勤勉的马上满洲统治者，而不是图安逸的汉族士人形象，尤其是行进在江南备受赞誉的风景之中时。最后，第八章探讨大众对于乾隆南巡的认识，以及1770和1780年代它们对于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

巡幸在意识形态上的丰富性，源于其内在的多重意义。这种多重意义产生于巡幸的不断变化的地位，这是由于经典注疏和官僚上谏的日益演进的传统，也由于帝制国家形成的历史兴衰，这在第一章有详论。到十八世纪，对于巡幸的反响包括一连串意识形态的紧张和对立——在文与武、君主与官僚、南方与北方、汉人与“蛮夷”之间，此恰恰是这一礼仪的引人之处。在十八世纪，巡幸是盛清统治者达到精妙平衡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承认汉族臣民的价值、感受和利益，而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并申张明确的民族—王朝（家产制）统治意识。

若我们不将南巡视为一种要孤立分析的独特现象，而是四个基本方向上更为广泛的巡幸的复兴，那么民族—王朝统治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必然需求就清晰可见。^[91]基于此认识，第二章分析了康熙和乾隆皇帝各自在1680年代和1740年代恢复巡幸明确的时间选择和意识形态（民族的）内涵。从这一分析角度解决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康熙和乾隆皇帝究竟是如何通过巡幸活动强化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的？在清廷和其官员间所进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博弈的条件和结果是什么？南巡与其他方向的巡幸是什么关系？

如第二章所详论的，凭借着拥有源于王朝孝道和皇帝狩猎的相同的辩护性话语，所有的巡幸变成了爱新觉罗家族（进而言之全体满洲人）在武和文领域纪律和勤勉的大肆鼓吹的象征——这将在第四章和第七章进一步论述。那么，作为1680年代和1740年代对于巡幸更广阔范围的复兴一部分，南巡也被用以提升清朝在军事和民事方面进行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乾隆南巡军事方面内容。第三章的前半部分突出与将一个朝廷置于运动之中有关的军事和民族的变化形式，特别是将清廷以更为机动的马背之上的朝廷和营帐之内的朝廷形式所进行的重建。第三章后半部分所讨论的是，官方制造人们称颂南巡的种种努力——也就是，像变戏法般地展现当时江南民众的欢呼以及接下来将这种表现公之于众。这里我呈现的是，清廷应对大众谣言和不满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主题将在第六章和第八章作进一步申论。

第四章继续分析映射出清主权含有军事表现形式以及嵌入了民族意义的南巡。这一章特别阐释了乾隆皇帝如何通过展示骑射，以及在江宁和杭州检阅驻防八旗，既对满洲人武力发出指示，又炫耀了这种武力。如此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旨在给广大臣民（包括文与武，既来自内地又来自帝国的内亚边疆）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然处于战时状态。

南巡中这些支持和夸耀八旗武力的努力，证实了清廷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信条。但我们也要承认，乾隆皇帝是在更广阔的（以及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努力实现这样的意识形态使命。一些相互关联的趋势，包括商业化、人口激增、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征服者精英各阶层加速了认同危机。这反过来，促进了南巡期间，清廷在意识形态上对于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宣扬的激烈程度。此外，皇帝言辞可觉察得出的变化——从1740年代和1750年代缄默不语的忧虑到1760年代不加掩饰的耀武扬威（triumphalism）——反映出初始是艰难困苦，而后则是西师最终的胜利。通过将乾隆南巡置于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十八世纪中期内亚领土并入清帝国，是如何影响清朝在内地统治的进程的。乾隆南巡既反映也加强了盛清政治文化在一个既繁荣又有着旷日持久战争的年代的更具普遍性的军事化。

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事件对于乾隆南巡有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其中，首要的是黄河—大运河水利设施日益改变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迅速增多，还有附带而来、持续膨胀的河工官僚，所有这些发生在1730至1760年代的这几十年。我已有文章探讨了南巡中这一重要方面。^[92]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的南巡，与十八世纪中晚期清廷对于一些重大变化的更大范围的反应，密不可分。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乾隆皇帝包容内部日益分化然而却是极重要的江南精英集团的种种努力。这里所做的分析，从民族例外主义的种种表现转向了在地方社会内部精英霸权的社会再生产，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家产制统治的。清廷显而易见的成功背后，不仅是对地方精英霸权（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的承认和再度肯定，而且也有由上述长期趋势所推动的精英身份日见加深的危机。这些趋势叠加在一起，结果是，加深了有抱负的精英对于身份的焦虑，并促使他们指望朝廷成为社会声望和合法身份的神圣供给者。此等环境之下，清廷分而治之的策略尽管成功了，但只能是通过一直是不稳定、充斥着潜在紧张关系以及相互矛盾的竞争和博弈。

第五章详论了商人和乾隆朝廷间动态的和日益演进的关系。这里我集中讨论了乾隆皇帝日增的依赖性——不自在地依赖于来自扬州盐商的“捐输”（实际上是家产制加派或政治献金的盘剥），以满足不断进行中的战争和治水的财政急需。作为这些捐助给内府的回报，乾隆皇帝对于商盐，从经济和象征资本两方面予以恩赏，尤其是在南巡期间，许多是给予了那些已有名气但日感焦虑和不安的士人和拥有功名者。

清廷对于士人精英的包容是第六章的主题。这里，我的分析集中在乾隆朝廷推崇诗歌写作，以及它对于汉学的赞助，1750年代汉学在苏州盛极一时。召试的举行以及来自苏州的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沈德潜（1673—1769）所起的枢纽作用，是讨论这一过程的主要窗口。

总而言之，第五章和第六章阐释了乾隆皇帝申张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能力以及汉族精英情愿接受（更谈不上承认）此种意识形态的限度问题。然而，沈德潜在1760年代日益与朝廷龃龉的事例，也强有力地表明了民族差别的意识持续存在于甚至是最受宠信的汉族精英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清廷一以贯之地申张民族—王朝统治，并非没有人注意，而可能无意中引发了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清朝意识形态最初的批评，这是第八章中解决的问题。

如果乾隆皇帝推行民族—王朝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能力有限度，那么，同样可以说，他情愿屈从汉人的经济或文化霸权也有限度。在谨慎包容汉族精英的过程中，乾隆皇帝经常抵制听命于汉人霸权，他毫不迟疑地从那些他所笼络的人那里抽身（从而将他们晾在一旁），尤其是当对汉人利益集团的迎合似乎要破坏他家产制网络的可靠性（第五章）或是他作为勤政、仁慈的满洲统治者的公众形象的时候（第七章）。身为多民族帝国君主以及征服者精英的总代表，乾隆皇帝本人不会（也没有）采用商人或士人这样的社会身份。第五章和第七章，对乾隆皇帝言论的仔细解读，显示出清朝统治的建构，即便是在中国内地的核心地区，也不是表现为社会和文化默许的简单举措，而是，它拥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挪用与民族扩张的机制。

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努力是如何生效的？乾隆的移动朝廷在南巡中是如何被人看待并予以接受的？深化我们对于乾隆南巡的历史理解的一个前提，是解决不易研究的南巡的接受问题。事实上，南巡经由地方的帝国官员和民众的种种接待方式，积极地塑造了地方的机制以及大众对于乾隆南巡的认识，这是贯穿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的一条线索。具体而言，第三章的结尾部分详细探讨了大众是如何看待南巡的总动员及对之的反应。第五章和第六章解决商人和士大夫对南巡的反应及其原因。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八章，分析了大众及精英对于1750和1760年代乾隆南巡的看法。具体地说，我们考察了1770年代纠结在一起的大众谣言与精英意见是如何直接影响乾隆皇帝决定进行1780年代的后两次南巡。大众道听途说的广泛传播及潜在的可证实性，正如1760和1770年代的一系列流言蜚语所表现的那样，最后遮蔽了乾隆皇帝的民族—王朝例外主义（美德、勤勉、仁慈）的预设，这过去曾在南巡过程中是如此地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加以表述。一言以蔽之：历史战胜了帝国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的讲述必须要从后者的复杂和自负开始。

【注释】

[1] 《南巡盛典》，卷1，页27a。

[2] 本书引文中的括号内容，除特别说明外俱系作者所加；黑体字也系作者所强调。——译者。

[3] 《苏州府志》，卷首1，页14b—15a。

[4] 《南巡盛典》，卷1，页3a。

[5] 《南巡盛典》，卷1，页21a。“就瞻”乃用典，指“就目瞻云”，出自司马迁《史记》，用以描述圣君舜的美德，见倪豪士英译《史记》，第1册，页6。

[6] 《南巡盛典》，卷1，页27a。

[7] 李斗：《扬州画舫录》，页3，第3条。

[8] 《南巡盛典》，卷1，页21a。

[9] 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10]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254、576。也见Hwang Chae（1734年、1750年到过北京）的评论，转引自闵斗基《国家政体和地方权力：帝制晚期中国的转型》，页4。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150（文件第197号）、页153—154（文件第2-3-204号）、页155（文件第206号）、页164—166（文件第220-221号）、页171（文件第227号）、页198（文件第269号）。

[12]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是在1751、1757、1762、1765、1780、1784年的春天。

[13]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是在1684、1689、1699、1703、1705、1707年。

[14] 1998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与郭成康的私人谈话。

[15] 1288—1855年，黄河流经山东丘陵的南部，经过苏北，在这里夺淮河入黄海。

[16] 有关概述，见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页147—158。

[17] 我很赞同贝克尔对于“政治文化”概念的有影响力、更具语言学表现力的表述。他“将政治视为是关于权利之主张的；视为任何社会的个人与集团用以表达、商协、实施各自加之于他人或整体之上的竞争性主张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政治文化，是一套话语或象征意义的活动，通过它得以主张这些权利”。（贝克尔：《再论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研究》，页4—5。）

[18] 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页1注1；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页313、345—338；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页20注1。

[19] 清朝统治的多面性，见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

[20]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大众传播时代的批判社会理论》，页7。

[21]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4；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页60。

[22] 裴德生：《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绪论：开陈布新》，页7—8。

[23]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28；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页15；米华健等编：《新清帝国史：承德与内亚帝国的形成》，页3—4；卫周安：《新清史》。感谢Karl Gerth提醒我注意卫周安的文章。

[24]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1—35；罗友枝：《清皇室婚姻与统治权问题》；何炳棣：《捍卫汉化：对罗友枝〈再观清代〉的反驳》。何炳棣的原初立场，见《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另一有益的评论，见盖博坚《谁是满洲人？》。

[25] 我以为，归为新清史的学者包括：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欧立德（Mark Elliott）、傅雷（Philippe Forêt）、河罗娜（Laura Hostetler）、米华健（James Millward）、孔飞力（Philip kuhn）、罗友枝（Evelyn Rawski）、路康乐（Edward Rhoads）、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司徒安（Angela Zito）。用英语写作，在某方面进行民族研究的老一辈代表人物是：梅谷（Franz Micha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魏特夫（Karl wittfogel）、冯家昇、大卫·法夸尔（David Farquhar）、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劳伦斯·凯斯勒（Lawrence Kessler）、黄培（Pei Huang）、安熙龙（Robert Oxnam），当然还有傅礼初（Joseph Fletcher）。

[26] 傅礼初：《未来清史研究的趋势：三点看法》，页105—106。

[27]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布莱克：《沙贾汉纳巴德：莫卧儿印度的主权城市（1639—1739）》，页17—25。感谢贝杜维提出家产制（patrimonialism）问题并将布莱克的著作介绍给我。

[28]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8。

[29] 同前揭书，页94。莫卧儿帝国“家产—官僚制”更充分的论述，包括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到处巡游的癖好，见理查兹《新剑桥印度史：卧莫儿帝国》，第5卷，页12、58—78，尤其是页59注1。

[30] 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1—34；宿迪塔·森：《满族统治下中国的研究新进展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

[31]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06—1044。

[32]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9。

[33] 同上。

[34] 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2。

[35]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9。

[36]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14；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22。

[37]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9—80；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1。

[38] “紧绷的线”（line of strain），这个词出自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2卷，页49。柯娇燕将这种动态变化描述为来自皇帝们的种种努力，使用“可以说是私属的官僚以对抗公共的官僚”（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页1469）。

[39]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48。清代回避制度，见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www.xing528.com)

[40]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2卷，页35—50。

[41] 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页1013；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页78。

[42]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81；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43] 这一政权最高层的重建包括“废除中书省（也就是丞相），用六部尚书取代；用五军都督府取代大都总府”。见范德《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再厘定》，页49。

[44] 同前揭书，页9、49。明代太监，见蔡石山《明代的太监》。

[45]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46] 雷蒙德·朱、威廉·塞维尔：《清朝总督人事嬗递》，页2—3。

[47] 贺凯：《中国古代官制辞典》，页255，第2731条。

[48] 同前揭书，页534、7158。

[49] 范德：《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再厘定》，页34。

[50] 萧启庆：《元中期政治》，页560。

[51] 窦德士：《顺帝与元朝统治中国的终结》，页562—563。

[52] 范德：《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再厘定》，页35。

[53] 艾森伯格：《韦伯式的家产制与帝制中国历史》。

[54]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1卷，页389。

[55] 近来对这一时期的概述，汉文见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英文，见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页97—137。从更长时段的视角看十八世纪这些变化，见裴德生《剑桥清前中期史·绪论：开陈布新》，页3—8。

[56] 雷伟立、王国斌：《重评马尔萨斯式叙事：帝制晚期中国人口动态发展的比较研究》，页717。两人也给出了麦克温蒂、琼斯1978年时的估计，1700—1800年从1.50亿升至3.20亿。更长期的估数是中国内地在1500年1亿多到1800年3亿多。裴德生指出，“两个大谜题是，何时突破2亿大关以及十七世纪种种灾难——也就是明清鼎革之际人口锐减了多少”。（裴德生：《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绪论：开陈布新》，页5。）

[57] 韩书瑞、罗友枝估计“作为货币的白银量在1644—1830年间增长了两倍”（《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页105）。也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05，转引自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37页注2。

[58] 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页114—127；罗威廉：《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页 480—492。

[59] 黄培：《雍正史之论》。

[60] 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

[61] 濮德培：《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俄国与蒙古的军事动员》，页775—780，尤其是页776、780。

[62] 这些“西师”包括第一次、第二次平准之役（1755—1757）和平回之役（1757—1759）。更详尽的记述，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页9—107；濮德培：《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尤其是页270—292；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63] 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将清国家形成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持续动态变化，分为“征服的第一波”（约1630—1700年）以及“第二波”（约1700—1800年）。征服政权普遍的意识形态需要，见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页28、31—32。

[64] 新近对于清朝早期历史的概述，见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

[65]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39。八旗制度背后的家长制精神，可以从早期制度安排的描述中推导出来，可见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页39。“征服者精英”构成的变化情况，详见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

[66]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51—52、56—63。

[67] 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页36—37、44—46。

[68] 女真早期努尔哈赤时领土扩张和征服，主要是经济困难、日益增长的人口（由于吸纳战俘、投降者以及归附者而剧增）以及有限的耕地——这又引起粮食供应短缺——所引发的（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页41、68—70）。

[69] 同前揭书，页50。

[70] 同前揭书，页57—58。

[71]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79注147。上三旗是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下五旗是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

[72] 狄宇宙：《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页507。

[73] 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

[74] 关于明清时期这一方面研究的基础性汉文著作分别是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相关英文著作，见雷蒙德·朱、威廉·塞维尔《清朝总督人事嬗递》；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页117—123；盖博坚将要出版清代省级治理的研究Inspired Tinkering：The Qing Creation of the Province（见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页2）。（盖博坚的著作出版时名为：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1644—1796，此书201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75] 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页120—121，表3和表4。

[76]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78注144，转引魏斐德所引楢木野宣的研究成果，见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页1022—1024、1029。

[77] 雷蒙德·朱、威廉·塞维尔：《清朝总督人事嬗递》（页37、页122注45表）的研究表明，乾隆朝51.8%的督抚是旗人（满洲、蒙古、汉军）。

[78]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79] 张德昌：《内务府的经济作用》；陶博：《康雍乾内务府考》；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祁美琴：《清代内务府》。

[80] 吴秀良：《通信与帝国控制：清初奏折制度的发展（1693—173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陈捷先：《满文奏折》。

[81]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82] 黄培：《雍正史之论》，页162—184。

[83]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138。

[84] 虽未贴此等标签，但曾小萍认可清朝的家产制特点，尤其是“在内廷和外朝间清楚的区别，这反映在内府和国库的划分之上”（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页xii）。然而，他还是将雍正朝（1720年代—1730年代）所进行的财政改革总结为，迈向“财政合理化”或“力图加强官僚统治的制度”以及“为合理和高效的官僚统治设计……一套规则”的“合理途径”（同前揭书，页xivxv、页304）。也见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页1126。“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说法基本上不见于曾小萍新近对于雍正朝的概述；见曾小萍《雍正朝》，页183—229。

[85] 这里我们要感谢韦伯在“实质的”和“外表的”合理间所做的区别（艾森伯格：《韦伯式的家产制与帝制中国历史》，页87—88）。

[86] 柯娇燕：《乾隆对于汉军八旗的认识》，页127—128、290—296；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78、82—83、333—344。这是个长期过程，超过了一百年。从十七世纪末开始，汉军旗人就被指责武技平庸，他们对王朝的忠诚也日益遭到质疑。将汉军旗人在族属上视作汉人，雍正朝（1720—1730年代）时已有萌芽，随着1756年乾隆皇帝正式发布“牺牲汉军旗人”的谕令（这一直持续到整个1770年代）而不断强化。

[87] 《上谕八旗》（约1735年），雍正六年，页2a—b（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728年3月9日），转引自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65注80。

[88]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2）将统治者频繁在其领土巡视，视为家产制国家反对分裂的最重要防御措施。

[89] 满人和汉人历史意识的不同及变化形式，见欧立德《将是谁人之天下？十七世纪初叶满人对 》 ； 历史进程的描述 戴福士《走向另一个唐朝或周朝？顺治时期中原人的观点》。

[90] 更多“包容”（encompassment）概念的解释，见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页29—30。

[91] 直到过去十来年间，学者们才开始将南巡与清帝其他巡幸活动一并考虑；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页34—35；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第3卷，页39—59；第4卷，页102—108；赵云田《乾隆出巡记》；马东玉《雄礼四方：清帝巡狩活动》。西蒙思《乾隆在路上：巡幸承德》更为综合地分析了“清帝巡幸的宏观话语”，值得注意。

[92] 张勉治：《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