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原籍河北省静海县南吕官屯人。这是块穷洼僻壤之地，静静的南运河，也没有使它变成鱼米之乡。公元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阴历十月十一日，在一间年久失修、低矮简陋的茅屋里传出了祖父落生的啼哭声。
兄弟三人，祖父排行老二。大哥张月峰，自幼学徒，习首饰银匠。三弟以务农、打鱼为生。
曾祖父以打鱼为主，间或给财主家当雇工。曾祖母唐氏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祖父在十二岁时，即公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正逢天下大旱，寸草不生，家无隔夜之粮，饥寒交迫。这年大年正月初二，他冒着凛冽的寒风，穿戴寒酸褴褛，与哥哥同到姑奶奶王姓家去拜年。
在姑奶奶家，有辆大套车很漂亮讲究，祖父夸这大套车真“末尼”（音），当地土语就是真漂亮。这时，表兄弟王思勉，小名叫大杏，态度很骄横地赶我祖父“躲开！”并挖苦地说：“你们家一辈子也置不起这个大套车。”表兄弟的傲慢气焰刺伤了祖父的自尊心，一怒之下，愤然离去。
哥哥紧追出来，也未能拦往弟弟，只好一同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哥哥说了许多安慰和宽心的话，也解不开祖父的郁闷情绪。
到家后，祖父便把在姑奶奶家里受人奚落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讲给我曾祖母，并且问怎样才能发财，也要置辆大套车。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静海、大城两县地区贫困，以出太监而著称，如李莲英就是大城县人。所以我曾祖母伤感地说：穷人家想发财也只能干皇差，当“老公”。又把怎样当“老公”的过程，简单地讲述一番。岂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经曾祖母这么一说，祖父真的动了心。在当时的社会里，劳动人民受压迫、受歧视，饥寒交迫，辗转沟壑；而有钱人家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为什么如此贫富悬殊？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为了发家致富，出人头地，天真幼稚的祖父，冒然地作出了抉择。在私欲念头的驱使下，接受了这种挑战，其结果，自己付出了终身残废的代价！
第二天，祖父凭着一时的血气，拿着一把镰刀，又找到一根绳子，进了牲口棚，自己动手“净身”。顿时伤口处血流如注。曾祖母发现后，悲痛欲绝，赶忙用香灰等土办法急救。经过众人呼叫，祖父苏醒过来，但接连又昏死过几次，一直发高烧、说胡话。那时农村根本没有医疗条件，只有拜佛烧香，靠神灵保佑。
曾祖父打鱼换来点钱，请来一位草药郎中，经过急救脱险，幸免丧生。
到了第六天，祖父才慢慢缓解过来，但身体极为虚弱。曾祖母借债买来些鸡蛋和一只老母鸡，为祖父滋补身体，逐渐复元。
在清朝，历代太监传统，凡是净身之后，阉割下来的“阳物”（家里人称它为“宝贝”），用油炸透，再用油纸包好后，放在“升”里，垂吊在高处僻静的房梁上。因为太监死的时候，亲属就将他的这个“宝贝”放在棺材内。连最贫穷的太监也不能忘记这件事。其说法是：“这辈子虽已六根不全，来世还可以变成整身。”(www.xing528.com)
曾祖母按照惯例，把祖父的净身之物，经过处理后放在籴粮食的“升”里，垂吊在大梁上。从地面开始每年升起一小段，祝愿儿子在宫内“步步高升”。
象祖父这样自己净身为宦，在太监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有专门制造太监的地方，比如北京的“刀毕家”。宫内是慎刑司，称为“割官”。
太监或曰宦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制度。一旦做了阉人，还要受到耻笑。除了个别的市井无赖外，大都是家境贫寒的子弟才走这条路。
至于太监中的少数人后来爬上了高位，变了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时清室规定，不管那个县内出了净身幼童，就算是给皇上当差的人，各县必须负责保送。祖父也就从县衙门领下来五十两银子，作为进京的盘缠费。祖父伤养好后，恰好一个本村邻居，认识一个北京在“旗”的人（满族）——“裕”家，就由这个本村人陪伴到京城把祖父托给裕家。临走时，我曾祖母流着眼泪，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了路。
太监的选补，清室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有因年老或死亡出宫的太监，才能替补新人（暗地里还要花钱运动）。祖父只好听传候补。
祖父住在裕家当佣人，月薪为二两碎银。给他家每天看孩子、倒尿盆、打扫屋室庭院、铺炕、叠被、跑街买东西、作饭搭下手、挑水、干杂活等，一直干了近三年。祖父天赋机敏，干活勤快周到，主仆之间相处很好。不久，便拜主人为干爹、干娘。他家有意将祖父长久留下，但祖父一心想入宫，没有答应他们。
公元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宫内正好死了一个名叫“德子”的老太监，由干爹花了五十两银子，托人为祖父买了入宫当太监的宫号（即买下这个“小德张”的名字），才入宫当了小伙计，当时年龄尚不足十五岁。
祖父进宫后逐步“红”了起来，三年之内大小连升五级。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之报，他每月都给干爹、干娘奉送钱、粮、米；每逢过节更是厚礼相赠，报答主人收留之恩和转介入宫的大德。
后来，祖父把我的曾祖母从老家接到北京，由于老太太心地狭窄，对长期奉赠裕家财物的举动很不满意。尽管祖父不以为然，但也不忍拂其意，最后给了干爹干娘一大批财物，从此两家就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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