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一生的事业，是以经营售品所为中心的，在商业经营上积累了不少经验，除售品所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他本人制订而外，还写出了不少有关商业经营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计有《商务修身浅说》、《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十年商业进行策》、《实用经济学》等。他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公开印行发售，对传播商业知识，培养商业人材，均起了一些作用。
宋的爱国活动，主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售品所的活动而突出表现出来，已如前述。但宋本人以及通过售品所的社会活动，并不完全限于售品所本身，而是比较广泛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围绕售品所的宣传和业务而开展的。
还远在接办工业售品总所以前，一九〇四年官立考工厂成立时，宋曾被聘为考工厂议绅及考工审查员，参与实习工场产品的生产及质量审查。一九〇六年天津工商研究总会成立，宋任会长。一九〇八年任南洋劝业会天津府调查员及直隶协会评议员。
鉴于我国从事商业人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九〇二年即曾办商业半夜学堂（业余学校）三处，以供一些商业人员学习。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和武清两地，设立通俗学校十二处，这些学校的经费由售品所负担。另外，宋自己出资办了私立宋氏小学六处。这些学校都设立在缺少学校的地区，设立的目的，既为了扫除文盲，也附带着宣传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
为了支持爱国行动，一九一五年即曾创办救国储金会。为了提倡实业救国，一九二一年又任天津国民实业储金会会长。
此外，在一些慈善团体，如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单位，均曾担任职务和捐赠款项。一九二〇年曾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向河南等灾区运送赈品，担任天津华洋义赈会董事。
除以上这些社会职务外，一九一一年曾任天津城董事会董事，一九二四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
一九四〇年该所经副理六人将共同应得的红利捐出，接办了河东小王庄养正学校小学，一九四一年又增设中学班。
一九四一年由售品所出资，协助结核病医师郭德隆在法租界巴黎道（今吉林路）青年会，设立了一个结核病专科诊所，一九四二年迁至马场道，因社会需要，又于一九四七年与东亚、仁立等六个企业共同出资，资助郭德隆及结核病医师朱宗尧接办了英租界董事会的传染病院，创办了天津市第一个结核病院，即解放后的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北平的结核病防治机构，也是由售品所北平分所资助成立的。以上两处，售品所人员检查治疗费用由企业报销。(www.xing528.com)
宋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赵幼梅等相友善。驻上海时与黄炎培经常接触。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崇拜，曾著有《民生主义研究的贡献》一文。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宋曾召集售品所全体人员在所内开追悼会，以表崇敬。
一九二七年宋则久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河南时，曾约宋前往，赠以十万元，作为一九二六年所受损失的补偿，宋不肯接受，并建议以此款设立经营国货商业机构，冯欣然同意，乃委宋为总经理，开办了开封国货商店。同时，请宋出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在职二年期间，仍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工作，并参加了河南华洋义赈会、红卍字会等组织的活动，一九三〇年因政局变动返津。
宋个人生活极为简朴，一向主张勤俭节约，以身作则。一生不作寿，婚丧事不收礼、不请客，管理售品所也一向本着这个精神办事。
一九三一年后，居北京香山，对售品所的事务，不再经常在所内亲自管理，但仍有时来津或函询经营情况，当面或通信予以指导。一九三七年避居法租界，解放后又回香山。周总理曾委托当年“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刘清扬同志去香山看望宋，并约他进京参加政治活动。但因他对共产党有不正确看法，曾写过《共产主义的批评》一文，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不适用，再加以长期隐居，不问时事，等于与世隔绝，对社会的变化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对资产阶级政策，缺乏正确而完全的了解；又兼年老体弱，未能成行，从而对周总理的希望与号召，未能做出积极的响应。
有老友杜芝良先生为了使宋了解现实情况和党的政策，曾邀他到北京市内观光，并为之介绍讲解。宋观光后，召集售品所经副理去香山嘱咐说：“共产党办的都很好，所说的所办的都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应当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一九五六年一月病逝于香山，时年八十八岁。
（王槐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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