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在历次爱国运动中的卓越表现

在民国成立后的三、四年间，商民的爱国图强思想仍系清末反抗种族压迫思想的继续，其中还没有革命思想的推动。自“五四”运动起，商民思想里开始有了革命的成分。以这个时期来说，商会对一系列的爱国运动所持的态度，则是时冷时热，十足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本质，颇为商人中有前进思想的一部分人所不满。

民国五年（1916）发生了天津法租界强占老西开一案。法租界内工人首先罢工，并坚持很久，同时要求商会罢市支援。彼时商会协理卞月亭虽挺身而出担任国民大会的会长，但商会本身则始终迟疑不前，仅不过以捐款来支持罢工。后来商会通电抵制法国货，还是在国民大会催促之下由双方联名发出去的。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商会对于如此一个反帝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浪潮，依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六月九日的罢市，两天就取消了，受到了指责后的重复罢市，还是在商会权力不及的英租界海大道中国商店的自动罢市的感召之下实现的。抵制日货运动的掀起，也不是商会号召的，乃是洋广杂货、海货、颜料、玻璃、麻袋、糖业等几个公会从下面发动起来的。八月二十三日的各界要求惩办在济南枪杀学生的马良的赴京请愿行动，十一月三十日的各界支援福州人民抵制日货的大会，都是由爱国商人宋则久参与其事，商会并未出面。转年（1920）一月二十四日为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请愿而被捕的二十几个人中，独有商会董事张品题免捕，当时颇引起群众的诧疑。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到直隶省长公署请愿被捕，并造成了流血事件，商会对此亦无所表示。卞月亭虽先充各界联合会会长，后又赴京营救被捕人员，但都不是出于商会的指派。(www.xing528.com)

民国十三年（1924），共产党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先生北上。当孙先生过津时，共产党组织五十多个社会团体到车站热烈欢迎，而商会因卞月亭在休假中竟未派人参加。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天津商会在爱国运动中落后于各界团体，有时有所表现也是迫于形势，应付一下。当时积极参与各界联合爱国活动的商界代表，均属个人行动，并不是经商会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