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园到民治社：盛况回顾

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国会复会时，国民党籍议员成立若干小政团。伯兰常同一些议员，在韬园开会，有所主张。各报社因指小孙（伯兰）派为韬园派，计有议员王湘等六十余人。

韬园派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北京的活动，是拥黎反段。他们投票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企图联冯倒段。他们反对对德宣战，反对段阁借外债，在国会内与大孙派议员合作（大孙派即纯粹拥护孙中山者）。韬园派南下护法后，拥护孙中山，反对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广东督军），反对拥护陆、岑（春煊）的政学系。桂系与政学系合作并勾结益友系吴景濂等提出改组军政府案，即改独任制为合议制，藉此迫中山离职。孙中山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辞大元帅职，非常国会于五月二十日推举唐绍仪、唐继尧、孙文、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六月二十一日推定岑春煊为政务总裁主席。大孙派及小孙派因人数较少，未能阻止。直到次年十月二十七日，方由小孙派议员王乃昌、牟琳等对岑春煊提出不信任案，岑氏假意通电辞职，由陆荣廷等挽留，仍继续恋栈。大部分议员迁滇集会。

段祺瑞于一九一八年一月派第七师长张敬尧、第三师长吴佩孚军队入湘，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吴佩孚恃有战功而未得督军，因而不服，顿兵衡阳，不再前进，故湘军尚得保守耒阳郴县，与吴军对峙。一九二〇年春吴佩孚攻击段阁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系属丧权辱国，欲班师回京靖难。伯兰与吴部重要幕僚白坚武（惺亚）有深交，因派议员牟琳访白坚武，由白介见吴佩孚，商定由广东军政府协助吴军六十万元为开拔费，在吴撤军北上时，由湘军尾随前进，袭取衡阳、宝庆、长沙。吴军于三月二十四日撤出衡阳，湘军即于二十六日进驻衡阳、宝庆，六月十一日克复长沙。伯兰帮助了他的宪友会老友谭延闿得三次督湘。

在国会到广州开非常会议之后，段祺瑞采纳研究系汤化龙、梁启超之建议，拟召集新国会与南方对抗。伯兰见报，致函冯国璋，劝冯拒绝下达召集伪新国会的命令。其函略谓：“……惊悉段芝泉听信研究系建议，仿民元召集参议院（此非两院中的参议院）办法，令各省派代表晋京组织参议院，由参议院修改两院组织法，制定大总统选举法送府公布，然后依据此法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选举总统，以与南方军政府对抗。如此计实现，势必南北两府两国会，相持不下，武人以讨伐为名，蹂躏各省，政客以统一号召，诋毁中山。误国殃民，延长内乱，其害伊于胡底。国人期望和平停战，谋求统一，实难措手。此一令丧邦，陷国家于分裂，置人民于涂炭。段氏一手遮天，野心未已，执事随声附和，祸患及身。预计新会成立之日，即执事自掘坟墓之时。盖段氏手握军符，颐指气使，将乘两院议员的选举，必为段氏私人当选。彼时如段氏总统自为，固可达到目的，如其认为总理有实权而不愿做总统，则必授意议员选可供傀儡如徐太傅世昌一流人物，决不让有资望有实力如执事者当选，可以断言。与其日后被弃，何如今朝自主。为公计依据代理总统职权，毅然下令取消黎元洪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国会之谬令，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国人轸念前劳，不仅肯定我公继任总统资格，亦将在继任满期，继续选任……。”

这是伯兰就冯国璋个人利害进言，恳切详明，为当时报章传诵。惜冯氏热中下届竞选，误信段氏“冯为总统，段任总理”之谎言，欲利用研究系分子竞选新伪国会议员，不惜大破悭囊，结果研究系只得议席三十余人，再加江苏、江西、湖北三省（这三省属于直系军阀势力范围）所选半数议员（其一半仍为安福系所得），合计不满百人，其余均为段氏鹰犬安福系王揖唐、刘恩格等所组织的安福俱乐部分子所得。（因当时皖系军阀据有豫、陕、甘、新、湘、皖、浙、闽、鲁、热、察、绥、吉等十余省区，加以安福系是动用自日本借来的外债，故有钱有势，威胁利诱，自易垄断。）段氏毁弃前选冯的诺言，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四日授意安福系选徐世昌为总统，冯不得不下台，完全为伯兰所预料（冯氏悔恨交集，抑郁成病，次年去世）。

一九一九年北京学生为争山东主权发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痛殴章宗祥，先后被北京军警逮捕千余人。孙伯兰电京力主立刻释放，最为激烈。电文如下：“北京学生为力争外交主权，痛殴国贼，实代表全国民意，稍有血气，应知感佩。乃北京军警擅捕爱国学生，袒庇国贼，薄海同愤。希立令释放学生，严惩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以伸国法。并祈迅电巴黎专使拒签巴黎和约，以维主权。此为公自赎良机，幸勿暴弃。”

一九二〇年夏直奉战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战胜奉系军阀张作霖，由孙传芳于五月二十八日发出勘电，主张徐世昌退位，吴佩孚主张恢复国会，拥黎上台，原国民党籍议员纷纷挂出小政团招牌。这些小政团在民六第一次恢复国会时，早已有之，但这次恢复国会，又有些变化。韬园派因此正式改为民治社，于是年十月在太平湖饭店开成立会。它有几条简章，规定本社宗旨为奉行三民主义，实现民主政治，制定宪法，促成国家统一，发展工农产业，增进人民生活，争回主权等项，没有标出政纲之名。社员以两院议员为主，除原在韬园者以外，还新添一些议员，也有少数国会外的人士，如谢远涵、宁协万、向瑞琨等。其组织设理事会，推理事二十一人，由理事互推理事长一人。理事会下分设总务、政治、经济三部，每部设若干股，每一社员均加入一股，另设秘书一人。社费由社员每人每月交五元并得特别捐助。经第一次大会推定孙洪伊、王湘、王乃昌、牟琳、彭介石、郑万瞻、时功玖、丁世峄、周树标、高旭、陈嘉会、周恭寿、谢远涵、周震麟、叶夏声、于洪起、彭汉遗、胡源汇、彭邦栋、王敬芳、李錡等二十一人为理事。理事会互推孙洪伊为理事长。由理事长派周四维为秘书，推李錡为总务部主任，王湘为政治部主任，牟琳为经济部主任。王乃昌、向瑞琨、彭介石等为三部副主任。共有社员八十余人，其中有跨党社员（即分别加入国会两政团者）如周震麟、彭邦栋，同时为大孙派的议员，温世霖为全民社社员。社员人名不具录。

民治社经费除社员所交社费外，大部分由孙伯兰私人捐出，也接受外面捐助。如湖南督军谭延闿、奉天袁金铠、四川罗纶等是伯兰在宪友会时的老友，他们掌政权时也曾资助。

黎元洪二次上台，是供直系军阀作傀儡用，且直系是以黎为过渡，其最终目的是拥曹锟为总统，以便实行武力统一。故国会中有“先宪后选”及“先选后宪”两派之争。主张先宪后选者为拥黎的政学系及湖北籍议员，他们主张宪法制定公布后才选总统。主张先选后宪的为全民社及直隶籍议员。民治社理事长为直隶人，又是曹锟侄婿，也主张先选总统。因此内阁总理左右为难，以致组阁倒阁，一塌糊涂。(www.xing528.com)

黎氏不识时务，尚欲恋栈，一面由政学系张耀曾以法学家面貌，曲解大总统选举法及约法，认为黎元洪尚有一年任期（黎是以副总统继袁世凯的总统，应以袁氏任期为限，原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早已满期），并由金永炎分电唐继尧、赵恒惕等希望各省来电反对先选。一面由李根源令政学系议员与拥曹派斗争。曹派迫不及待，嗾使北京军警冯玉祥、王怀庆借索饷逐黎出京。曹派原拟仿效袁世凯用武力胁选的办法，因议员早有此经验教训，相率出京，已不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乃改用贿选办法，每人一票酬现银五千元。在贿选之前，曹锟派其弟曹锐见伯兰，请其念姻谊支持，伯兰要求选孙中山为副总统，曹锟表示同意。伯兰召集民治社同人开大会商讨，多数主张选曹，认为曹为实力派所拥戴，欲求中国统一，非曹不行，且曹已允选孙中山为副座，与理事长一向拥护中山的宗旨相符，中山只有与曹合作方能上台。如将来有人反曹，则中山正可乘此继任，如黎元洪继袁世凯一样。亦有少数人反对，认为本社向来以反对军阀为职志，今拥曹锟是违背素志，是失信于民，即理事长政治生命亦将从此丧失，实得不偿失。最后，终以伯兰顾念乡谊戚谊，又企图曹上台后组阁，利令智昏，竟从多数意见选曹。实际上曹锟答应选孙中山为副座是一骗局，因吴佩孚反对中山，曹并不能当家，伯兰不过以此遮羞及自欺罢了。且孙中山亦决不为曹之副席。伯兰如此拥孙，中山岂能接受？伯兰半生令名，从此断送。

民治社除彭邦栋、周震麟、时功玖、郑万瞻、于洪起，周恭寿等数人未参加贿选外，都已下海。推其原因有四：一为理事长孙伯兰主张拥曹；二、认为吴佩孚武力统一有把握，至少在数年内不会垮台；三、议员皆年逾不惑，为妻妾宫室之奉及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五千元可以解决下半世生活；四、尚希望在曹上台后做官。因此不顾舆论，踊跃投票，初不料曹吴崩溃之速及社会制裁力之严也。曹锟花用几百万元，买得四百八十张票当选，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傀儡登场，民治社投票者各得五千元，其中活动分子另有酬劳，多者可得一万元。孙伯兰在一九一六年出任内务总长时，已辞去众议员，没有参加投票，但民治社得补助经费数万元。

一九二四年春，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的矛盾益深，战云密布，伯兰与齐燮元有联系，曾与江浙绅商张謇、王晓籁、蒋尊簋等奔走宁杭，商订江浙和平公约，得苟安数月。到秋季终爆发大战，齐胜卢逃。伯兰曾请齐电曹，保其组阁，并奔走汉、洛、豫、鲁活动，迄未成功。

是年十月直奉再战，直系冯玉祥从前线班师回京捉曹，囚曹于延庆楼。段祺瑞任执政后不愿有国会掣肘，故借通缉贿选议员，无形解散国会。这与袁世凯通缉国民党籍议员如出一辙。民治社从此消灭，孙洪伊政治活动亦从此结束。

一九二七年九月，国民党宁、汉两中央合作，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聘其宪友会老友孙洪伊为国民政府顾问，月薪三百元。

一九三二年，南京政府为“九一八”事变，召集国难会议，于四月在洛阳开会，聘伯兰为国难会议委员，伯兰出席，建议对日宣战。

一九三五年伯兰在沪寓病故，享年六十三岁。

（写于一九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