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暗杀行动的接连失败,使北方革命面临着紧急关头。
这一期间,南方革命军内部的妥协势力越来越膨胀。他们慑于袁世凯表面力量的强大,不惜以让出最高统治权为条件,假袁世凯之手,迫使清帝退位,实现全国共和。当时,孙中山在和平妥协派的包围下,不得不表示辞去临时总统职务;但他明确表示:袁世凯必须“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如果袁世凯不守信用,破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原则,“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北伐,坚持了保卫共和制度的坚定立场。
一月初,胡鄂公从天津经秦皇岛乘船南下,十日抵上海后,曾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会晤。陈告诉胡:孙中山正在积极规划北伐,希望北方采取武装行动加以配合。胡到达南京后,偕陆军总长黄兴到总统府谒见孙中山,孙明确表示:“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并当场命黄兴从陆军部拨给北方经费二十万元。很明显,孙中山是寄希望于北方的武装起义的。
胡鄂公北返天津后,于一月二十七日在法租界西开召开了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鄂公传达了去南京谒见孙中山的情况,然后讨论建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发动武装起义问题。会议推举了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至于起义的时间,最后议定:“事关军事秘密,应由北方总司令部决定。”
当日下午,北方革命协会在法租界吉祥里十四号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天津起义及京、保、通各地响应的步骤,确定于一月二十九日夜十二时举事。计划分为九路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桥梁、铁路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对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津军都督府的各部部长人选,也一一作了安排。部署停当后,立即开始制作起义之旗帜、襟章、臂缠标志,对各路军分发枪械炸弹,缮写文告及译写致各国领署照会,紧张地忙了一夜。
一月二十九日,预定的起义日期来到。根据事先的安排,由同情中国革命的一个姓谷村的日本人及担任翻译的王一民两个人负责燃放信号炮。这一天的晚上,他俩在执行任务前痛饮一番,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出发,潜伏于督署附近的一家木厂内,等待时间的到来。至十点钟时,邻院的时钟误打了十二下,谷村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却看错了长短针,忙说:“时间到了!”立即燃放了信号弹。在点火时,王一民竟将谷村当场炸死。由于过早地发出了起义信号,各路队伍一时措手不及,有的聚集不齐,有的被迫仓促行动,因而原部署全被打乱。第一路司令姜赐卿纠集各路队伍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力量攻打督署,却遇到清军的强烈抵抗并被包围。在战斗中,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九路司令韩佐治相继战死;姜赐卿下令突围退却,第八路司令何南屏又在掩护退却中牺牲,姜赐卿也受重伤,攻占督署的举动宣告失败。其他各路军亦均失利,死难多人。[13]
天津起义就这样失败了。这是天津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一次向清王朝反动统治的猛烈冲击。就在这个时刻,全国却弥漫着清帝退位、南北妥协的气氛,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即将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二月九日晚间,胡鄂公接到吴若龙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清帝已决定于二月十二日退位,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继任总统,同时汪兆铭将以专使名义由南京北上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个消息使天津革命党人非常懊丧,他们感到多少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却是南北妥协。铁血会的成员易宣当场就很激动地表示:“我前往锦州,召集铁血会的同志,在几天之内再发动一次起义。我明知此去必死,但我要以一死让天下人知道袁世凯之盗国及汪兆铭之出卖革命。”翌晨,易宣与阮琴风出发前去锦州。路经唐山时,发现有侦探跟踪,当即向侦探开枪射击,击毙了两名侦探,但易宣与阮琴风也被侦探打死。
二月十四日,孙中山提出辞去临时总统职务。十五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胡鄂公有鉴于此,便于十七日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会议,决定北方革命协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所属之各地总司令部、总指挥部以及各革命团体,自即日起一律宣布解散。
其后不久,汪兆铭又衔袁世凯之命,携带二十万元前来天津,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开会,借口清帝退位,革命目的已经达到,宣布各团体一律解散,其成员除参加同盟会者外,一律资遣回籍。至此,武昌起义轰轰烈烈的北方革命运动就烟消云散了。
革命党人在天津和北方所发动的武装暴动及兵变等革命活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对清王朝统治阶级的打击是沉重的。天津的革命斗争是发生在天子脚下,这是对清王朝的极大威胁,因而加速了它的崩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南方革命派竭力与袁世凯寻求妥协的时候,天津革命党人别树一帜,仍然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不畏艰险,赴汤蹈火,英勇就义,可歌可泣。天津的革命党人的斗争,对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些殉难的烈士们,将被人们永远地纪念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注释】
[1]见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运动回忆录》,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www.xing528.com)
[2]刘清扬:《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3]见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4]见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
[5]见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之六。
[6]见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7]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九月初九日)清帝曾下“罪己诏”,宣布解除党禁,赦免党人,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
[8]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9]见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10]见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
[11]见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之六。
白毓昆之绝命诗,据《革命文物》1980年第4期陈有清的《白毓昆烈士》一文,其末句为“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
[12]见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
[13]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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