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革命因素急剧增长的成果

天津地接京畿，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工商辐辏，交通畅达，是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许多国家在此辟有租界，已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内地扩展侵略势力的基地。天津人民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剥削之苦，有着强烈的反抗情绪。在辛亥革命时期，天津也是革命党人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早在一九〇八年，孙中山就曾派廖仲恺北上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取得联系，以争取国际正义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赞助。转年，孙中山再次派廖仲恺北上，途经天津去东北进行活动。同盟会组织在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时间也比较早，据刘仙洲的回忆，蠡县人陈幼云一九〇三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一九〇六年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以后，积极着手组织同盟会河北支部。^[1]陈幼云在保定发展了不少革命青年入盟，并派往各地进行活动。天津同盟会始建于何时，没有确切的记载，仅见到刘清扬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辛亥年间，经人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天津同盟会的领导并不健全，组织很散漫，当然没有严密的纪律和计划性，但凭人们的爱国热情，分别地在集合一些小集团，在进行活动。天津同盟会的会址，是在法国租界老西开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东面，有一些矮小的平房，在一个小胡同内一所小独门独院，仅有四间小屋子，里面住着一位领导负责人，名叫胡伯寅，是河南人，年约四十左右，日本留学生。就由他一个人，向大家取得联系，指导大家的活动，并无任何经济支援，大家的参加革命是出于主动自愿的。”^[2]这些叙述虽然简略，但却具体地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在天津已经建立组织并开展了活动。

一九〇九年，保定的一些青年学生联络北京、天津共同发起建立“共和会”的组织。它是在同盟会河北支部直接影响下的外围组织。发起人是保定农业学堂的胡新三（后改名为鄂公）、熊得山等。共和会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间在保定莲池书院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参加者除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代表外，还有第六镇的爱国士兵。筹备会通过了共和会简章，以“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融和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为宗旨。转年五月十六日在保定西南郊外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天津代表覃秉清、江元吉、龚善支参加。大会对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及建立各地分会、支部组织等，都作了部署。共和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京、津、保等地的革命斗争。共和会号召青年学生“断发”，即剪去清朝统治的标志——辫子，一时成为革命风尚。

一九一一年六月间，在天津还出现了“天足会”的组织，反对妇女缠足。男子“断发”，妇女“放足”，这是群众倾向共和、要求摆脱清朝统治的一种斗争方式，充分反映出人民的反抗情绪。(www.xing528.com)

革命党人也秘密筹划在北方举行武装起义。丰润县人丁开嶂（原名作霖），毕业于京师大学，受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影响，蓄志革命，如他自己所述：“孙中山立兴中会于海外，鼓吹排满，开嶂闻风，欲制清庭死命，思创立党会于近畿，独树一帜。……遂效古之草泽英雄，结纳绿林，号召亡命，作北方革命军……。”^[3]丁开嶂奔走于北京、天津、冀东以及榆关内外一带，结交绿林豪杰，于一九〇七年建立秘密机关铁血会，设根据地于丰润县青坨庄，积蓄力量，伺机举义。

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改良主义者倡导的立宪运动也空前的活跃起来，要求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九〇九年三月，清政府被迫宣布在九年内实行立宪，遭到全国各地的反对，各省諮议局联合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多次派出代表到北京请求提前召开国会。顺直省諮议局代表孙洪伊（天津人）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作为各省諮议局请愿代表之一，赴京向都察院请愿速开国会，未被清廷采纳，孙洪伊等六名议员便常驻北京，一再上书请愿，大造舆论。立宪运动这种合法形式的斗争对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也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天津各学堂学生与北京、保定相呼应一致采取的罢课举动，激发着群众要求早日实现共和的情绪。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日，天津各学堂联合直隶和各省在津学生组织的一次大请愿，达数千人，通电全国号召各省一致罢课。这一举动对清政府的震动很大。清政府为了缓和全国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及日益增长的革命气氛，于十一月再度被迫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但与此同时，却严饬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妄图以此扼杀立宪运动。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天津各学堂又一次举行罢课，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急命学部、督抚严行禁止，并饬令随时弹压。在清政府的迫害下，天津学界的请愿活动却愈演愈烈。一月九日，清政府竟以破坏治安为名，将天津“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天津普育女学堂校长）逮捕，诏命发配新疆，并勒令罢课之学生一律复课。清政府对立宪运动的镇压，教育了幻想立宪的改良主义者及思想一时认识不清的群众。合法的手段达不到民主共和的目的，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惟有求诸暴力。革命党人采取武装斗争以推翻清王朝的信心更加坚定，其群众基础也更为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