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继续其文化研究的。其关注的主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状；其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策略。
一方面，詹姆逊敏锐地发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突然间，世界上的全部文化被置于相互容忍的交往之中，共处于一种巨大的多元主义之中，这个世界很难不去欢迎这种多元主义。除此之外，除了对文化差异的最初高扬之外，而且往往与这种高扬紧密相关的，是对不同群体、种族、性别、弱势民族等一系列新近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高扬；这些结构的消解把人口的所有组成部分贬降到沉默和从属的地位；大众民主化的全球性发展——为什么不呢？看起来与媒体的发展有关，但又即刻在新的世界空间里表现为文化的一种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3]。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突然来临，使得世界文化生态园出现以差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为特点的文化景观。各种文化形态都在全球的文化平台上得以展示出来。但另一方面，詹姆逊又发现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个最大的文化问题，那就是世界文化都趋于标准化，而且在文化标准化的背后出现的是特定地缘下的原来的生活方式的破坏乃至消失。虽然也出现了或自然的、或人为的地缘性差异文化对同一性的抵抗，然而最终都难以奏效。詹姆逊曾描述道：“现在首要的是愈加强烈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迄今自治的民族市场和生产地带向单一地区的迅速同化，民族性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的消失，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不得不统一而成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在此，开始激发我们的全球化思考的是在规模上新的无与伦比的一幅标准化图画；一幅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统一的图画，从此，与这个世界体系‘解除关系’（萨米尔·阿明语）已经不再可能，甚至是无法想像的。”[4]
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了，在这个前提下怎样处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冲突问题呢？詹姆逊认为我们应该要以辩证的眼光和整体的思维，来解决文化的同一性问题。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
其一，文化的同一性问题出现的背后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结构。这是需要有清醒的认识的。这种国际关系，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由于全球化的主导性运作机制是资本，这就会使得那些处于劣势的后发国家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走向贫困。贫困化了的国家，其文化必然也会贫困。因为资本逻辑会对文化进行渗透，文化也会融入经济之中，最终使得“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5]。也就是说，文化与资本互渗这一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更具普遍性，特别是随着消费社会的全球性蔓延，文化越来越成了一种消费的娱乐性存在。简言之，文化受制于资本的存在，而资本又基本上是单向流动的，这就必然出现文化单向流动，出现同一性，甚至还直接表现为文化的美国化。简言之，这种文化同一性表征的是一种不平衡的资本运作。
詹姆逊曾经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主导力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主导国家的美国进行了批评，诸如“美国的普遍主义事实上是在维护它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6]，“与金钱和商品相关的美国大众文化都有一个名声，它对大多数国内文化生产形式都是有害的。这些文化生产形式要么发现自己被扫地出门，如地方电影和电视生产，要么被吞并和改造得面目全非，如地方音乐”[7]。詹姆逊的这种批评的确是有的放矢，只要想想好莱坞大片在世界的风行就会有切身的体会。
其二，文化的同一性所激发出的地缘式抵抗需要仔细辨认。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千篇一律，詹姆逊认为应该激起民族文学和民族艺术的抵抗力量，让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扮演一个积极的抵抗角色，从而来缓解差异性的紧张。同时，詹姆逊也不无忧虑地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似乎大多不能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已有的旧传统也濒临衰落和僵化。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抵抗或许都只是一种实验，而“我们仍有待于观察的是这些实验是否提供了肯定的社会选择，或仅仅是反动的和压抑的暴力”[8]。詹姆逊担心这种抵抗是否会成为一种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托词，是否会把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带入落后，乃至反动的陷阱之中。这似乎又引来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反思性话题。
后殖民本来是出于对文化的同一性的一种抵抗，然而这种抵抗是否会带来一种致命的局限呢？我们的确要在抵抗的同时避免将差异性的本土文化身份本质化、绝对化，从而制造出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这是一个需要在思想上警惕的重要问题，詹姆逊把它看成是一个悖论，一个必然会达到的“辩证时刻”。(www.xing528.com)
其三，文化的同一性问题的解决与我们对现代性的态度有关。
上述悖论的存在，又必然会引发一个更为切实的问题，即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性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詹姆逊为此认为应该在后现代性的视野下重新思考现代性。他曾经写道：“这里用不着怎么犹豫我就会贸然提出这样的看法：‘现代性’在这种语境里是一个可疑的词，在社会主义受到怀疑之后，它完全被用来掩盖任何大的集体的社会希望或目的的缺失。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任何社会目标。大肆宣扬‘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使政治家、政府和政治科学家可以自称它具有社会目标，从而掩饰那种可怕的缺失。”[9]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现代性是一个神话，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制造的一种政治想象，它完全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来设计的，这种设计必然会走向同一性。因此詹姆逊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人们以往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进行的理论思考本身必须予以重新考虑。而这亦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工作。”[10]为此，詹姆逊在2002年推出了其《单一的现代性》一书。
在他看来，现代性不是铁板一块的，不是本质主义的。它本就是一种建构，它是资本主义制造的神话，甚至是一个错误。因此，对于未完成现代性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现代性”[11]，以免重蹈资本主义那种以同一性为旨归的现代性的覆辙。对于已完成现代性者，则应该走向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在一种倾向于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境遇中获得的东西”[12]。也就是后现代性是一种更完善的现代性，它对原来那种同一的现代性是持批判态度的。它是主张差异性的。简言之，詹姆逊认为现代性需要反思，应该凸显的是差异性。很明显，詹姆逊对单一的现代性是不满的，对那种受资本控制的所谓后现代性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另一方面，现代性有去政治乃至反乌托邦的嫌疑。现代性有被认为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共识的嫌疑，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追求工业化、商业化、娱乐化，似乎资本主义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终结者。詹姆逊显然是不同意这一点的。因此他警醒人们现代性太单一了，人类需要乌托邦，并写道：“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13]可以说，这是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詹姆逊为此还试图在第三世界找到实践这种乌托邦的可能之所。
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詹姆逊认为：“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在我们中间，‘知识分子’一词已经丧失了其意义，似乎它只是一个已经灭绝了的种类名称。”[14]也就是说，第三世界文学具有总体的批判性，承担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而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似乎去政治化了，不懂得什么是现实和抵抗了。詹姆逊从第三世界中寻找思想资源，其目的有二：一是要激发第一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继续对资本控制下的后现代性进行反思，文学、文化和知识分子依然要保持可贵的文化批判情怀。二是，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是民族的寓言，这是其独特性之处，因而没有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复制者，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三世界是有可能为整个民族寻找到差异性文化的。
简言之，詹姆逊认为现代性可以是复制的，在复制的情况下文化的差异性是有可能的，也是合法的。这大概就是詹姆逊对全球化时代同一性问题所做的一种解答，也算是他意欲改变这个世界而建构的一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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