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的詹姆逊合乎其学术理路地转向了对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关注。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晚期资本主义又是一种跨国资本主义形态，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就必然造成一种全球化现象。按照这个逻辑来看，后现代主义就与全球化有了必然的关联。为此，詹姆逊写道：“在很多方面，对全球化的描述与对后现代化的描述相呼应……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现象根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其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就是后现代化。”[1]显然，詹姆逊依然坚持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立场。虽然他并不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一个决定因素，但是他又不否认生产方式乃最终的决定因素。
在《全球化和政治策略》一文中，他曾经从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等多个维度来思考全球化现象，表现出其一贯的多元决定论思想。此后在《论全球化的再现问题》中，詹姆逊更加明确地对全球化进行了界定，“我用这个词表示一种特定的历史进程，它明显不同于帝国主义，也不同于旧的贸易网和联系，它有一种非常不同于形容词帝国主义的含义。它是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发展，它的出现既有自动控制和电脑等技术的原因，也有生产性质的原因——与古典的工业生产的性质完全不同。它的特点是普遍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不甚确切地说，它的特点有时就是美国化；它的文化的上层建筑是我们常说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它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2]。在这里，詹姆逊依然坚持的是其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视域，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决定的现象，但同时生产方式又是其主导的阐释符码。在他看来，只有如此才能合理阐释全球化的发生问题。对于那种简单地把全球化看成一个经济问题或媒介技术问题者，詹姆逊很不以为然，并直截了当地说：“我蔑视完全从媒体或通讯角度看待全球化的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持多元决定论是难以奏效的。而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又使得他不可能放弃生产方式这一因素的最终决定力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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