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期问题与后现代主义成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詹姆逊首先“追随”了比利时著名经济学家曼德尔。曼德尔基于“孔德拉梯夫周期”理论或“长波”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为第一阶段；列宁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为第二阶段；而当今的资本主义则进入了第三阶段，曼德尔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当下的资本主义”。曼德尔解释说：“晚期资本主义……这非仅仅指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它是历史上首次形成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专业化以及劳动的集约化等等，过去所有这些只是决定实际工业部门中的商品生产领域，而现在，他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农业一步一步实现了工业化，变得与工业一样，流通部门（例如信用卡等）变得与生产部门一样，而娱乐消遣则与工作的组织管理一样。”^[5]从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阶段论，以及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主张资本主义总体形态并没有改变，就如他所指出的，“从整体上看，这个进程（指晚期资本主义的竞争，引者注）与‘古典’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并没有质的差别”^[6]。如果要说有变化的话，那也只是呈现了阶段性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恰恰又表征了一种更纯粹的资本主义。曼德尔的这种观点顺理成章地就被詹姆逊接受并援引，因为判断专事研究资本主义并取得合法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效用，根本的就是看资本主义是否彻底转型。而曼德尔的理论正好否定了资本主义彻底转型的说法。这也就等于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依旧具有阐释的有效性。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如果要展开其理论阐释，其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因此，曼德尔对詹姆逊来说意义重大。关于这一点肖恩·霍默也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曼德尔命题的意义在于，后期资本主义远非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失效”^[7]。詹姆逊显然也明白曼德尔命题的意义，他说曼德尔“运用一种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理论化。这一划分也使得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为可能”^[8]。可以说，也正是如此，詹姆逊才能够一以贯之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阐释。换言之，也正是在有了这一前提以后，詹姆逊才开始了其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建构。

首先，詹姆逊进行了分期工作。接过曼德尔的理论，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文化也经历了现实主义阶段—现代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阶段。詹姆逊的这一思想，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比如，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中，他写道，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三次变异与断裂，与此相应的“文化与上层建筑中也出现了崭新的现实存在的文化逻辑”^[9]。在198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明确地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国家的市场（也称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引者注）……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论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第二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可概述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也便有其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10]对于詹姆逊的这种分期理论，我们有必要提到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詹明信坚持了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生产方式对历史阶段划分的基础性作用。这样，詹姆逊的分期理论其实又是一种总体性的宏大叙事。无怪乎有论者会说：“像其他马克思主义一样，詹姆逊接受了那种赋予生产方式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尽管有反作用）的总体观点。”^[11]对此，詹姆逊毫不遮掩，他说他对后现代主义就是采用总体化研究。在他看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具有相当的合法性。而且，由于历史具有同质性与规律性、历时性与共时性，詹姆逊的这种宏大的“知识叙事”又必然导向一种“解放叙事”，如他重构阶级之图，“期待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12]。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将詹姆逊看成一个价值论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认同者是不合适的，亦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并不意味着詹姆逊是在坚持与维护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13]。此外，我们也会发现，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对应于”和“关联于”三种文化逻辑，其实也暗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一总体性思想，只不过他已转换成了生产方式与文化的关联。为此之故，詹姆逊才会说：“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14]“要彻底了解资本主义文化，就得超越时间，回头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文化。”^[15]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一步确认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写道：“后现代主义可被理解为对第三阶段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理论化的尝试。”^[16]总之，詹姆逊的分期工作之所以得以展开就在于其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后现代主义。无论就其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还是就其将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言，无疑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有关。对此，詹姆逊自己也说：“我本人要再次说明的是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又一贡献。”^[17]

其次，詹姆逊追问了后现代主义的成因。其实，在做分期工作的同时詹姆逊已经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成因进行追问，因为他已经将后现代主义对应于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或说已经将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对后现代主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原因进行了追问。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詹姆逊已经将后现代主义的成因追问完毕。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詹姆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于詹姆逊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前提，重要的还是在于基于此的“扩展”。詹姆逊论道，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对于理解新的历史事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相反，却存在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修正，而是扩展”^[18]。那么，詹姆逊又是如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扩展的呢？要注意的是，对这一问题回答的同时也就是对后现代主义成因的回答。詹姆逊大致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其一，强调生产方式的共时性。詹姆逊主要是吸取罗兰德·L.米克对“生产方式”的史前史的研究。他说：“米克要论证的是，历史叙述作为思考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必不可少的系统是否是共时的？像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我关于资本主义的‘阶段’或时期的思考中，它被设计成我们现在称为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19]也正由于生产方式具有共时性维度，因而，一方面使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可以与差异相容。另一方面，也使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思考的合法性得以凸显。尤其重要的是，詹姆逊由此提出了文化主导这一概念，他认为并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占支配性与主导性的文化逻辑。当然，这一点也受到了威廉姆斯的影响。在这里，詹姆逊也就告诉了我们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并不就是一一对应的直接性关系。也因此，詹姆逊对阿尔都塞有了很深的认同感。(www.xing528.com)

其二，主张多元决定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由于处于特殊的语境，因此对生产方式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显然较多。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被误解成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虽然马克思本人曾指出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恩格斯晚年也曾特意强调了“中间环节”的重要性。处于相似的语境，在“后现代理论的文化主义倾向逐渐统治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经济的强调”^[20]的时刻，詹姆逊坚决恢复经济或说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然而，詹姆逊在捍卫的同时也必须避免庸俗化的陷阱。为此，詹姆逊一方面吸收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这种理论要从新的角度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而且是从新的角度来坚持‘最终的’因素的观点。它力图保留因果关系这一概念，但要去掉一对一这种旧式的认识。”^[21]另一方面，詹姆逊还以具体的新教为例来阐释其多元决定的思想。可以说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这一点是他着力要讲解的，因为只有这样，他将后现代作为一个阶段概念的理论之普适性就可以得以扩展。而且，也有利于他合理吸收一些有用的其他理论来丰富其后现代主义阐释。当然，由此他也对后现代主义成因的多元性有了一个前提性的理解。

其三，吸取一些当代有益的理论话语，如借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传播学理论、语言学与社会学等理论资源来丰富与扩展马克思主义，并借此对后现代主义的成因进行回答。比如，借用了语言学的指符、意符、参符三要素理论，德鲁兹的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的后结构主义分期理论，里斯曼的传统的社会（“传统引导”）、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引导”）、今天所处的的社会（“他人引导”）的社会学分期理论、麦克鲁恩的口头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的传媒分期理论等来论证后现代主义缘何形成，当然这同时也是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以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成因、特征进行论述。

最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成因问题，詹姆逊还从文化本身进行了追问。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对着讲”。这也就是说，“有多少高等现代主义就有多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者至少原来是针对那些模式的特意和特殊的反动”^[22]。可以说也正是因此，詹姆逊经常联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阐释。这也就牵涉了下面要论述的詹姆逊的文化的后现代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