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社会，无论是就社会现实而言，还是就文化现实而言，都出现了断裂式的新变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1]。与此同时，作为文化集中体现的艺术，亦如詹姆逊所经验到的，也出现了新的景观：例如莱德、柯毕史耶、迈亚士为代表的“国际风格”的建筑艺术、阿士贝里的诗、华荷的普普艺术，凯奇的音乐、品钦的小说等都与此前有断裂式的新变化。[2]可以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研究正是从思考这种新的现象与变化开始的。
作为一位文学专业的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对文化领域里出现了“新景观”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这从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文本，对新景观不厌其烦的描述中就可以见出。然而，这种新的景观是否就是那日渐让人津津乐道的后现代主义呢？在没有充分地阐释、论证之前，詹姆逊认为“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3]。接下去，詹姆逊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种假设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与辩护。(www.xing528.com)
然而，论证与辩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后现代的“决裂”绝非一个纯属文化范畴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领域里也有相似的理论提法，诸如“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媒社会”“讯息社会”“电子社会”“高科技社会”等。而且，这些理论大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踏进一个新的里程，从而当今的社会组织和构成已经不再依循传统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4]这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就遇到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阐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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