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文化诗学建构-《西方现代美学十五讲》

通过对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路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又一个特点，即它是由历史，而政治，最后到文学。当然，这是就其运思的脉络而言的，是为了阐述的需要才将其分离开来。实际的情形则是，詹姆逊没有将这一脉络分离开来，而是蕴含在了其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之中。下面，我们来看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视野下，詹姆逊又建构了哪些具体的文化诗学思想呢？具体来说，其文化诗学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关于文本性质。詹姆逊也把文学文本看成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形式。他说：“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56]据此，詹姆逊的文学文本观可以被认为是一切文学文本都不可避免的是政治的文本，只不过这种政治不是直接或显在的书写在文本中，它往往会经过审美化的转换，然后以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形式存在，并且，文本还往往借此供出一套关于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简言之，任何叙事它往往都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性的文本，文学文本不是以机械因果律的形式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映，也不是简单地以表现因果律或结构因果律的形式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表征，“文学或审美行为总是拥有与现实的能动关系……它不能简单地允许‘现实’惰性地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在文本之外或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它必须把现实拉入自身的结构中”^[57]，文学文本中的历史或现实存在是一种“潜文本”存在，它既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又有文本自律的成分，“文学作品或文化客体尽管第一次生产出那种环境，但它同时又是对那种环境的反动”^[58]。不难看出，詹姆逊的文本观与其上述的历史观之一致性，简单说来，文本与历史都是复杂的存在，都需要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予以审视。文学文本既是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的表征，又是乌托邦愿望的想象性满足。以前者观之，文学文本是受制于历史的，是神秘化的；从后者来看，文学文本承载着书写历史真理的使命，是政治寓言。

其二，关于批评的观念。詹姆逊的批评观念简单说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主张跨学科的开放性批评观。如上所述，詹姆逊在构建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时候，为了坚持历史是可阐释的，但又是有自律性的这一特点，他就力挺表现性因果律的中介化与总体化思想。这无疑也影响到了詹姆逊的批评观念，比如他说：“中介实践对于寻求避免各种形式主义平静而禁闭的文学或文化批评何以是尤其重要的，这种批评旨在发明不像上述提到的机械因果律那样粗暴和纯粹偶然的一些方法，以便把文本向文本外的各种关系敞开。”^[59]的确，文学批评要尽量克服一些不必要的分离，如学科之间的专业化分离；学术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体制性分离；社会文化生活本身的碎片化分离。其实，这与他上述的复杂文本观也是一致的。

詹姆逊的这种力图打破封闭格局的文学批评观念无疑具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诗学的旨趣。虽然詹姆逊没有直言文化诗学之名，但他曾经以文化研究的口吻说过：“马克思主义可以重新宣称它作为一门跨学科和普遍科学的明显理由就在这个特殊的问题框架之内。的确，文化研究的特权地位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表达，即这些文本和阐释问题本身对研究和反思来说比更加明显的经验科学较直接便于观察和利用。”^[60]这里他明显地对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颇有好感，鉴于前面我们说过的理由，我们还是将它“正名”为一种文化诗学。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他的政治批评的文化旨趣。由于文本是政治无意识的象征行为，因此那种纯粹的形式批评或所谓的内在批评就会是一个海市蜃楼，当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这种批评，毋宁说是要有政治批评的绝对视阈。离开了这种视阈，詹姆逊说，我们往往就会被蒙蔽在意识形态的幻象之中，在盲目地带里寻找避难所。比如人为在社会和心理之间、历史、社会与个人之间进行二元对立的区分，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等文论则是这种区分的理论表征。对于詹姆逊来说，科学的批评应该是去发现文本或叙事背后的政治无意识，这大概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辩证批评的观念，同时这也牵涉他的批评功能观。

其三，关于批评的功能。在詹姆逊看来，批评有两个功能，一是除幻；一是表达乌托邦愿望。所谓除幻，就是说批评要去把那些麻痹、盲目地带、纯粹的救赎等一些幻象表征出来，从而让人们不致束缚而得以解脱。詹姆逊认为：“从这些束缚中惟一有效的解脱开始于这样的认识，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61]鉴于此，他认为批评就应该去揭示政治无意识在文本中的运作机制，并将之去神秘化，必要时还应该对作品内部的断裂、缝隙进行“症候分析”，从而找出它的特定内容。

所谓表达乌托邦愿望，是指批评应该揭示被压抑的乌托邦愿望，要“同时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大概因此詹姆逊才会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象征性解决，认为“现代主义——绝非是对19世纪末社会生活物化的纯粹反映——也是对那种物化的反叛和象征行为，涉及到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愈加严重的非人性化的整个乌托邦补偿”^[62]。詹姆逊的这种乌托邦观念与其建构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思想相一致，之所以他要坚持其总体性思想，就是因为他坚持认为政治实践是有意义的，历史具有可期待性，具有真理时刻。为此他也希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能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他甚至认为“这种实践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所在”^[63]。

其四，关于批评的方法。詹姆逊的批评方法有一个集中的论述，即“对特定文本惰性的已知事物和素材的这种语义丰富和扩大一定发生在三个同心框架之内，这些框架标志着文本社会基础的意义通过下列观念而拓展：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64]。概而言之，可以称其批评方法为三重视域阐释法。

所谓三重视域阐释法，就是他力图避免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等一系列的不合理二分，而提出以文本为阐释对象，通过对文本进行政治、社会、历史三重视域的层层阐发，来得出文本的丰富语义，但都是为了揭示文本的政治无意识运作机制。这三重视域是层层推进的递进关系，每一个层面分别对应于一个阐释符码：政治对应象征性行为，社会对应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素，历史对应生产方式，并且生产方式是其主导的阐释符码。

在政治视域的阐释中，体现了詹姆逊尊重文本自律性的文本观念。这个视域层中，主要是对文本进行结构主义模式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来看文本是如何象征性地解决社会矛盾的，也就是找到潜文本的社会历史现实与文本叙事形式之间的辩证对应关系。

在社会视域的阐释中，其阐释的对象就不是狭义的个别文本或作品了，而是把它上升到广义的社会文本，其分析对象因此就是意识形态素。要理解意识形态素，就要知道詹姆逊此时的阐释视域，已经把个别文本转化为社会文本了，这个社会文本是隐蔽地影响第一个阐释视域中的那个个别文本的更大文本。这个社会文本中充满的是对抗性的话语，是遏制与反遏制的意识形态抗争，“一般来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将探讨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而对立文化或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65]。与第一个视域是象征性地解决社会矛盾不同，这个视域中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所以只好转换为一种更为隐蔽的政治无意识存在。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素，就是指“社会阶级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66]，简单地说就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元观念或元话语，那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集体精神存在的那种观念或话语，然而这种观念或话语又往往是潜意识的存在，因为它具有不相容性。因此，批评就是要去重构这种抗争的社会结构关系，从而去得出最小的意识形态素，以此来窥见一个社会时期的“元观念”内容或“元话语”形式。詹姆逊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得出了如愤懑、感伤等意识形态素。

在历史视域的阐释中，詹姆逊是寄托了复杂的文化乌托邦冲动的，在他看来，这个层次的视域是最终的视域，只有它才能把此前两个视域层中的语义统一起来。生产方式是这个视域的分析对象。生产方式既是历时性的存在，又是共时性的存在，由于它的历时性，我们可以探究到人类的总体性历史存在，所谓总体性历史存在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整体感知到文化的发展逻辑；由于它的共时性，我们可以见证“真理时刻”的当下发生，所谓真理时刻，就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敌对的共存于一个时刻可能带来的文化革命。

詹姆逊还有非常丰富的批评理论个案展示，比如他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人的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不妨简单地以康拉德的《吉姆爷》为例。吉姆爷的两次行动与价值的分离，詹姆逊用一个格雷马斯符号矩阵进行了分析，结构关系^[67]大致为：

图1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

按照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朝圣者有价值，但没有行动（活动）；冒险家有行动（活动），但没有价值；甲板躺椅上的水手，没有价值也没有行动（活动）；吉姆“爷”是有价值、有行动（活动）的代表。他因此是19世纪工具理性凸显时代面临的行动（活动）与价值分离的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而从吉姆“爷”之死这一事件中更可以见出这种解决是一种想象性的。这就是第一层的阐释域。第二层的阐释域，表达了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素，也就是人们越来越感到生活的无意义。这时候出现了世俗与宗教话语的争执，宗教话语最终不能见容，因此成为潜意识的存在；在第三层次的阐释视域中，联系生产方式，似乎是表达了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痕迹，同时这种转变时刻发生了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也就意味着这种转变的未完成性，吉姆“爷”表征了一个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神话。

对于詹姆逊的这种批评方法，有四点值得一提。一是，这种批评方法与其构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一致的，都具有突破历史主义困境的理论旨趣，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詹姆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主导符码的缘故。二是，这种批评方法无疑是一种视野开阔的方法，它没有按机械因果律的思维而局限于生产方式符码，而是体现了其中介化思想，既以文本语义阐释为对象，又重视政治、社会两重符码的在文本意义生产上的独立性。三是，詹姆逊的三重阐释法的批评方法与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互文性所具有的二重性、社会历史性、转换性，与詹姆逊一样都是在强调文本在无意识状态中的开放性、转换性等特点。这也许是他们运用了共同的理论资源如巴赫金、马克思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的缘故。不过他们的区分也是有的，比如詹姆逊有一个终极的历史视域，而且更有乌托邦想象，而克里斯特瓦更有后结构主义的意味。这里只是略为提及，两者的详细比较，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四是，詹姆逊的批评理论生产，并不是先有理论，然后再来举例解释他的这种文学批评理论。只是为了方便叙述，我们才将其合乎逻辑地分离开来了而已。

总之，在知识转型的语境下，面对已然变化的社会历史境况，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阐释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核心即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阐释，因此关于历史的理解就成了关键。詹姆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引进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以及其他如拉康、弗莱、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阐释和建构。同时，他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把政治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又把政治看成是某一阶级或群体的乌托邦想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还是借助文学批评理论的形式来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并进而形塑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可谓做到了历史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圆融无间。对此，我们不妨称其文学批评理论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注释】

[1]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导言》，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8页。

[6]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7页。

[7]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8]刘进：《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页。

[9]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命名还受惠于三位学者。其一是陶水平教授。多年前我作为他的文化诗学研究课题组成员，第一次接触詹姆逊文化诗学的命名。其二是刘进先生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一书对我影响较大。其三是吴琼教授在其著作中将詹姆逊定位为“文化政治诗学”，这一定意义上论证了“詹姆逊文化诗学”之名的合法性。（吴琼：《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序言》，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1]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12]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序言》，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14]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15]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16]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17]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8]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19]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20]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746页。

[22]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23]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24]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www.xing528.com)

[25]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26]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27]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28]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29]吴琼：《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3页。

[30]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31]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1页。

[3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0页。

[3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7—268页。

[34]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页。

[3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3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0]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4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6页。

[4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4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4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4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47]吴琼：《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3页。

[4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4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50]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5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5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53]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35页。

[5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5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5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页。

[5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5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5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60]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6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6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6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6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6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6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6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