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中，詹姆逊就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研究的诉求。这种诉求，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保持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中，詹姆逊力图要构建一种文学辩证理论。为此他对德法那些有批判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萨特等进行了一番研究。然而，其文化目的是什么呢？在序言中，詹姆逊有明确的交代。他认为，英美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混合传统是反思辨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扰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扰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10]。也就是说，在辩证思想缺乏的文化语境下，人们大多观念僵化，无条件俯就现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现实文化格局顶礼膜拜，丧失起码的理性生活与自由憧憬的理想，从而阻碍了人性的完善与社会的进步。
为此，詹姆逊力倡辩证思维，反对那种形而上学地把世界对象化为一种实体的、永恒化的“死物”，反对制造令人窒息的文化压抑。然而，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詹姆逊也有自觉的文化本位意识，他不是要通过现实的政治活动，如党派政治或革命运动来表达自己的追求，而是企望借助辩证思维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实现一种文化政治参与，批判性的介入文化现实，并借此来改变这种单维度的沉寂的文化现实。为此，他认为，“继续对比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质量作出判断，使一种具体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11]可以看得出来，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确是有自觉的文化批判观念深蕴其中的，以至于他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文体风格都是有政治无意识的，如“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协的行为”[12]。
在《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中，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但这并不表明詹姆逊的批判意识的消失。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詹姆逊的批判并不是那种显在的空喊口号的批判，毋宁说他是一种文化诗学的批判，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批判是在诗学研究中体现出来的，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政治，一种学术的政治，同时这种文化政治是在诗学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即使詹姆逊虽然言明了其政治批判诉求，但是这种诉求也是显现在其对辩证思维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的学术研究中的。这一点，可以说，也是文化转向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共同旨趣，上面我们曾经指出过。对此，詹姆逊后来也说过：“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13]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詹姆逊对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所追寻的对“语言的牢笼”的辩证突破，因其批评结构主义“加强事物自身内部本已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和促使上层建筑与现实隔绝这样的作用”[14]，以及对形式主义僵硬的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进行的批判，就使得它具有明显的担当意识与批判诉求。
其二，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旨趣的自觉追求。
在上述文化思想的催生下，詹姆逊建构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旨趣的。
如何理解这种辩证思维呢？关键的是要抓住它的三个特点，一是总体化，就是要将文本置于一个更大的范围去进行阐释，一层一层地建立阐释网。“由于在愈益拓展的阐释网之内，每一个题目似乎都在不同语境中和在更高层面上概述前一题目，所以这种阐释网应该使我们愈来愈接近所有辩证思维中那个终极客体（对象），也就是具体事物自身。”[15]需要指明的是，这种总体化的阐释，并不是要把被阐释的对象还原成一个实体性的抽象物，如都简单地还原成经济、政治。而是要在这种总体化的过程中，把阐释对象历史化、语境化与具体化。其目的是重构一个场域来更好地理解对象。为此，詹姆逊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类型的释义，即把经济‘序列’当成那种最终受到特许的代码，而其它序列必须译解成这种代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基础结构本身的显现，只是接近具体的迹象。”[16]可以说，没有这种总体化，所有的批评阐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体化表明阐释与被阐释之间的有内在的勾连，这是前提。然而，总体化并不意味着一种无差异的、简单的还原或直接的等同。为此就有了第二个特点反思性。
所谓反思性，是指辩证思维是一种思维的思维，它要对思维本身进行思维。詹姆逊指出，与日常思维不同，辩证思维“是思维的平方：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强化，从而使一种更新了的光线照亮这些过程强化的客体（对象）”[17]。他又指出：“一种哲学如果自身不包括有关其自身特点的理论，如果不在意识到它所涉及的对象的同时也给某种起码的自我意识留有余地，如果在认识它应当认识的事物的同时不对认识自己作出某种基本解释，那么它必定落到画了自己的眼睛还不知道的下场，我相信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18]也就是说，辩证思维要有这种反思意识，即要反思被思维的客体是否就是天然正当的如思维者所解释的那样？思维主体是否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其合法性难道就不容置疑吗？在詹姆逊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被思维的客体很可能就是思维主体建构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思维主体本身进行思维，进行反思，为自我意识留下余地。
第三个特点是语境化，也就是要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中，去探寻一种观念、一种事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当时的场域中，各种力量究竟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各有什么样的利益诉求等。(www.xing528.com)
詹姆逊指出：“辩证思维具有双重历史性：不仅它进行运作的那些现象具有历史性质，而且它还必须放开那些用以理解这些现象的概念，将后者的静止不变解释为它们自己有权存在的历史现象。这就是真正的辩证批评为什么总要包括对它自己的思想工具进行评论，当作它自己工作结构的组成部分。”[19]在《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中，詹姆逊也写道：“把共时和历时加以区分这一举动是索绪尔的理论首先能够成立的唯一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区分是不顾历史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为它的基点是一种纯粹的对立，是一对永远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面。”[20]依詹姆逊之意，不仅研究对象而且研究主体也要有这种语境意识，不能形而上学地试图超越历史的范围。
由于辩证思维的旨趣，詹姆逊提倡一种元评论，认为“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决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21]。很明显，这种元评论是包含了辩证思维的总体化、反思性、语境化几个特点的。总体化是前提，它意味着阐释对象与语境是一种总体关系，一种可以互相阐释的关系。所谓“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就是一种反思性的说法；所谓回到历史本身就是语境化的表征。这样说来，这种元评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文学批评的另一说法，它与我们所说的文化诗学也是一种互文性关系。
其三，在文本（形式/个别/内部/共时）与文化（内容/总体/外部/历时）的双重视阈中展开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
与上述辩证思维旨趣一致，詹姆逊认为应该在文本（形式/内部/个别）与文化（内容/外部/总体）的双重视阈中来展开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这是一种辩证的诉求，具体来说表现为几个统一：
第一，共时与历时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中他多次提到要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里来对文本进行阐释，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说来，作品就其本身而言恰恰不是圆满的……由文学进入社会—经济学或者进入历史，并不是由一个专门学科进入另一专门学科，相反，它是由专门化状态进入具体自身的运动”[22]。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文本本身形而上学式地把它实体化、抽象化，这样就要求批评家应该扩大批评焦点，让文本在共时与历时的维度双向展开，从而增加文本的活力。在《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中，詹姆逊依然持有此论。他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方面有破除实体化的可能，如索绪尔不认为能指与所指是天然匹配的，不认为语言是无共时性的等。但是，索绪尔又有将历时和共时分开的嫌疑，这样就难免不辩证地把共时维度实体化。并且，它还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旨趣，如什克洛夫斯基就把文学当成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学性的东西，“最终将历时性变成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破坏了对形式变迁的任何真正的历史意识”[23]。也就是说，文本不可能是封闭的、自足的，它同时也是有历时的维度与鲜活的经验的，所以文本阐释的文化意识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一种对文本的必要开放。
第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詹姆逊认为：“形式与内容的辩证观念在方法论上首先取得的成果是，由于依赖于释义工作的进展和它所达到的阶段，形式和内容无论哪一个都可转变成另一个。”[24]形式是不可以离开内容的，内容也是不可以离开形式的，为此詹姆逊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内部形式”的概念。所谓内部形式就是一个作品的物质承载体，或者说就是对一件作品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的那个剩余物，它无非就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又是有内容的，形式与内容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文学批评就是要对这个形式进行阐发。詹姆逊还举了海明威的例子来对此进行阐发。他认为海明威的文体实践才是最重要的，他之所以这样用语，他之所以具有海明威式的写作技艺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因此，说海明威的语句生产是为了传达某种经验是不对的，毋宁说，他书写某种类型的语句本身就是一种内容的表达，就足具意味。“语句生产的经验是海明威世界中由非异化劳动所采取的形式。”[25]看得出来，詹姆逊是将内容转移到形式去了，准确地说，形式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与内容已经是辩证统一的了。然而，我们不能误以为詹姆逊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毋宁说，他是有意味的形式主义者，他主张从形式本身看出内容，而不是把形式看成一种表达内容的工具，对于艺术来说，的确如此。因此，詹姆逊说：“面对着晦涩的诗歌，天真的读者会立刻试图进行释义，把直接的困难加以化解，使之返归于理性思维的透明性；然而对于一个经过辩证法训练的读者，正是晦涩本身才是他解读的客体，正是晦涩的特殊性质和结构，才是他试图予以界定并同言语奥秘的其他形式进行比较的东西。”[26]
第三，个别与总体的辩证统一。在坚持总体化阐释原则的詹姆逊看来，个别与总体不是水火不容的，个别不是被总体规训与吞没的，总体也不对差异与个别压制。毋宁说，总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一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从来就有差异与多元，但这种差异与多元又不妨碍公共性。为此，我们要理解个别，则需要在公共领域所组成的差异中进行，这就是詹姆逊认为的：“说福楼拜自成一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是说他不再是巴尔扎克，说他还不是左拉，就是用众多的确定方式，表达出福楼拜的小说所固有的、基本的结构。”[27]也就是说，福楼拜这个个体之所以是个体，是因为在总体这个公共领域中与巴尔扎克等有不同性所致。与此相关，我们要理解个别，就要扩大到总体中去，“当我们把帕斯卡尔的作品重新置于冉森主义更大的社会语境，作为同穿袍贵族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时，我们并没有用有关其它事物的讨论来替代对于帕斯卡尔的讨论；相反，我们因此恢复了它作为一个复杂、矛盾、多价值的历史行为的具体丰富性”[28]。
应该说，詹姆逊的文化诗学所主张的这几个统一，的确表明了他是试图在文本与文化的双重视野中实现融合，难怪吴琼先生在对詹姆逊进行了一番研究后也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而言，并无所谓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之分。”[29]总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论理论》《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中詹姆逊所提倡的这种在文本与文化的双重视域中展开的、具有内在的批判意识的和极具辩证思维的批评，就是其文化诗学的内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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