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美学与文化诗学改革

毋庸置疑，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次文化转向。然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这种转向却也还有其较为独特的原因，不妨表述为：

其一，经过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要对这个消费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步到位的、外在革命式的改变已然不太现实，已经很难如萨特式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走向街头去实现宏观政治。面对这种变化了的政治与经济现实，较有可能的就是去发展出一种文化的政治，走知识干预的道路，也就是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去谋求如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同时，这也可以在新的现实面前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与重构。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来说，就是要去关注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发展的现状，在研究中激发出它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进入文化批评的视野中去，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

其二，较为现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内在的学理性纹路。不妨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就具有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了，早已不认为世界是一个实体的对象，更不认为存在一种绝对的真理，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去阐释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为人性与现代。这就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学理性的支持。文化转向，可以说就是要使世界能在文化实践的阐释活动中得以改变，它同样地不认为世界是一个实体，真理是一个死物，而坚信这一切都是建构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定程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其实受惠于其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有一个批判的传统，这为它的文化转向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也使得这种转向变得自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开山人物如卢卡奇，还是后继者如法兰克福学派，或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批判性诉求的。比如卢卡奇的小说发生学理论认为小说这一文体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反抗而发生的，虽然是较为理论的学术研究，但它依然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表达。其他如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非同一性思维与救赎性追求就更持有这种批判传统了。比如马尔库塞就直接说过：“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1]在这种认同中，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那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转向的发生变得水到渠成了。而对于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来说，这种文化转向甚至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而已。

对于我们来说，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自然而然地使得其后的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化诗学。我们不妨将它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其特征大致有：

其一，走向跨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这一特点是很明显的。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继承。当我们发现马克思早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已经具有了跨学科的学术旨趣的时候，就更会如此认为了。然而，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走跨学科的道路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他们都已经认同了真理观的后形而上学化。由于真理不是死物，那也就意味着与真理有关的那个研究对象本身也不是一个死物。真理是与对象是一道生成的。真理变了，研究对象也就变了；真理变了一种理解形态，研究对象也就会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变化了的理解形态。一如加达默尔所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2]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研究对象的存在本身也离不开阐释，它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关系性的存在。既然研究对象是一活物，需要阐释，那么我们就必然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获取不同的阐释方式和进行不同的理解实践，这也是研究对象自身的诉求。一如哈贝马斯所说：“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3]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哈贝马斯是这样，伊格尔顿也是这样。比如伊格尔顿曾坦言他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是为了找到通向现代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是为了把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给弄清楚。^[4]下面我们要论述的詹姆逊也是这样，可以说他的研究是具有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甚至经济学等不同视角特征的，所以美国学者瑞泽尔把它归入最具跨学科性的社会理论，也有学者将它归入有跨学科特点的批评理论之中，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依我们的视角，则倾向于把它视为文化诗学。

其二，关注文化现实。(www.xing528.com)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已经不是一种看得见的暴力压制，毋宁说转变成了一种符号暴力的软性统治。这种情况下，文化无疑承担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自身的风格形态也发生了断裂式的改变。鉴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便将目光对准了文化现实。

比如，詹姆逊就很关注文化现实。他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5]。与此同时，作为文化集中体现的艺术——亦如詹姆逊所经验到的，也出现了新的景观：例如莱德、柯毕史耶、迈亚士为代表的“国际风格”的建筑艺术、阿士贝里的诗、华荷的普普艺术、凯奇的音乐、品钦的小说等等。^[6]可以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研究正是从思考这种新的现象与变化来着手进行的。此外，有学者在评价伊格尔顿时也提到，正是由于这种现实关怀，他始终持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可谓一语中的。

其三，追寻文化政治。

上面我们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批判的传统，在文化论转向后，他们将这个传统转变成了文化批判，也就是追寻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是一种微观政治，它关注得更多的是权力、身份、族性等身份政治。

在他们看来，知识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阐释，在阐释中就必然会有利益诉求与价值差异，这无疑会导致一种政治冲突。也正因此，文化政治无处不在，纯文化样态是没有的，一种知识的背后必定有一种主导的知识范型在操控着它。比如，在伊格尔顿看来，那种纯的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任何理论都具有意识形态性。^[7]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质素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追寻的文化政治往往具有一定的历史维度与理性色彩，甚至还具有唯物的底色，也就是他们往往会把这种文化政治置于生产方式之中去进行考量，所以往往与那种以非理性见长的后现代微观政治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

有了上面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的简要阐述后，我们就可以来看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诗学研究了。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詹姆逊的学术形态是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不妨简要回答为：其一，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他有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追寻，自觉地继承而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可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这在学界也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其二，称他为文化诗学，是因为他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如上述论证的他已然文化转向，具有了跨学科等新的特性，但又没有完全离开文学或艺术文化现象等研究对象，并且还关注形式、语言、叙事乃至审美文化逻辑等质素，这样，在我们的视野里，便名之为文化诗学。有学人在其专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中认为，詹姆逊的文化诗学乃“适应世界范围内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实、文学/文化及诗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基础上，广泛调和各种异质理论而形成的”^[8]。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中肯的。詹姆逊的确不将研究文本局限在文学艺术之内，而是将整个世界当成文本符号。因此他要做的工作是批判性地考察当今世界人们在现实文化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的基础上，他融合了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阐释，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看成问题、苦恼、危险，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循此，詹姆逊以世界知识人的视野回应了全球的文化问题，也推动了世界学术的走向。鉴于詹姆逊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视域，我们将其文化诗学命名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是非常有道理的。^[9]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詹姆逊是如何来展开他的文化诗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