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悲剧与古典悲剧：象征与寓言

在《德国“悲剧”的起源》这部“被视为20世纪德国文学—哲学批评领域最有创见”^[7]的杰作中，本雅明以晦涩的语言对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风格形态、审美方式、哲学内容和历史规定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寓言理论。同时也可以说，寓言理论是本雅明得以从事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比较研究的支柱，是本雅明的一种积极建构。在研究笔记里，他认为，《德国“悲剧”的起源》“旨在提供一种关于17世纪德国戏剧的新观点。它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将当时的德国戏剧——‘悲剧’——同悲剧加以对比，试图表明‘悲剧’文学形式和讽喻艺术形式之间的亲和关系。”^[8]“旨在阐释一种被遗忘和被误解的艺术形式的哲学内容，即讽喻（allegory，寓言）。”^[9]而在稍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本雅明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批评实践，从而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寓言理论在本雅明及其著述中是一以贯之的。^[10]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运用内在批判的方法来区分与辨别悲剧与“悲剧”、讽喻与“悲剧”，从而展开其艺术的比较研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雅明的研究中，古典悲剧被视为传统艺术，而巴洛克悲剧则被视为现代艺术。个中原因不仅仅是相对的时间概念问题，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提及。

在本雅明看来，作为古典传统艺术的古典悲剧与作为现代艺术的17世纪的巴洛克“悲剧”，无论是就风格形态、审美方式而言，还是就哲学内容、历史规定来看，都是各不相同的。总体来说，古典悲剧是象征艺术，而17世纪的巴洛克“悲剧”则是寓言艺术。具体而言，两者的区别可以表述为：

其一，古典悲剧是以前历史时代的神话为对象，通过象征方式来表现英雄受难和牺牲的仪式。而17世纪的巴洛克“悲剧”则以历史生活为对象，通过寓言方式来展示世俗人的悲惨处境。对此，本雅明辨别道：“历史生活——正如在当时所理解的——是它（‘悲剧’）的内容、它的真正对象。在这方面，它不同于悲剧。因为后者的对象不是历史，而是神话，剧中人物的悲剧状况不是出自于身份——绝对君主制度，而是出自于他们生存的前历史时代——过去的英雄时代。”^[11]这样，古典悲剧就不同于巴洛克“悲剧”，前者偏于描写戏剧冲突，悲剧人物的牺牲是向神的献祭并由此成为救赎的表征，而后者偏于唤起观众的情绪，而且这情绪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悲痛。

其二，古典悲剧的“世界”是清晰与整一、规范与和谐、完满与理想的同质世界。巴洛克“悲剧”的世界则是晦暗与碎片、残破与衰败、忧郁与灾难的异质世界。如本雅明所指出的，“要看到感性的、健美的血肉之驱，在当今社会中的不自由、不完善和残破性，但这正是古典主义要拒绝承认的，而这些又恰恰被巴罗克时期的寓言……以前所未有的重音强调着”^[12]。“在象征中，破坏得以实现，自然外形的改变在赎救之光中得以瞬间的揭示，而在寓言中，观察者所面对的是历史垂死之际的面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13]

其三，如果说古典悲剧是能指与所指确定的审美艺术，那么，巴洛克“悲剧”则是能指与所指分裂的后审美的艺术。为此，本雅明写道：“如果客体在忧郁的凝视之下变成了寓言……它就暴露给寓言家了……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发放自身的意义或意味；它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则要从寓言家那里获得。”^[14]也就是说，作为象征艺术的古典悲剧是具有审美属性（意义）的，而作为寓言艺术的巴洛克“悲剧”则是无审美属性（无意义）可言的。这与本雅明所指出的古典悲剧的“世界”与巴洛克“悲剧”的“世界”相异这一事实也是相吻合的。

正由于古典悲剧与巴洛克“悲剧”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所以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殊异的。为了突出这一点，本雅明在对古典悲剧与巴洛克“悲剧”进行比较的同时，着重对巴洛克悲剧与寓言的关系进行了深一层的阐发，从而提出了被卢卡奇、阿多诺等人称之为“解释现代艺术的钥匙”的寓言理论。当然，如本雅明所言，这一理论更是他自己积极建构的产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本雅明的艺术比较研究是偏于在比较中对现代艺术的阐发。

对于本雅明的寓言理论。我们不妨述之如下：(www.xing528.com)

其一，本雅明认为要明确寓言之于巴洛克“悲剧”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导致了现代艺术批评的荒芜”^[15]。也就是说无法揭示出巴洛克“悲剧”的真理内容。为此，本雅明指出，要颠覆古典主义象征美学的专制地位和基于此之上的，将寓言看成是低级的艺术技巧的主张，以及歌德、叔本华等人对寓言的轻视态度。本雅明明确主张：“寓言……不是一种戏耍的形象技巧，而是一种表达方式。”^[16]这是巴洛克“悲剧”区别于古典悲剧的重要一维。

其二，本雅明又认为寓言不仅仅是一种风格形态和表达方式，它还具有哲学内容和历史规定的特性。本雅明在借鉴克罗伊策将时间范畴引入寓言的哲学分析成就，以及吉洛的探寻寓言的历史根源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正是由于自然与历史奇怪的结合，寓言的表达方式才得以诞生。”^[17]在他看来，巴洛克时期的“为了人的缘故”应该用巴洛克目的论即“神秘的训喻”来理解。这也与其所以为的真理即“诸神的临近性确实是寓言蓬勃发展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18]相契合。如此，自然便成了意义之寓意再现的表达，历史则仅仅是意义之寓意再现的一方面。换言之，“‘历史’一词以瞬息万变的字体书写在自然的面孔之上”^[19]。而由于巴洛克时期，自然是成熟后的惨败与永恒的沧桑转逝之症候，因此，历史便染上了忧郁的色彩，并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衰落形式。这样，巴洛克艺术便出现了废墟崇拜，因为“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20]。本雅明用如此晦涩的语言，其实是要表述现实与艺术具有同构性以及寓言具有哲学内容和历史规定的特性。简言之，寓言是巴洛克残败的自然和衰弱的历史之表征。

其三，具体来说，寓言是含混的、多义的、费解的，其能指可以作无限的滑动甚至可以随意替换。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和每一种关系都可以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达。这种可能性道出了尘世间偶然无常的和必然的判断：可能性表明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事物并不如此严格地依赖于具体细节。”^[21]以波德莱尔的抒情诗为例，由于波德莱尔的抒情诗并非传统单纯的抒情诗而是注入了“反思性”，这样就造就了其诗的费解性。寓言的寓意是通过单维的主观的灌输和理解才获取的，因为客体“没有任何能力发放自身的意义或意味；它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则要从寓言家那里获得”^[22]。寓言的世界是碎片的、废墟的，甚至是死亡的。所以，本雅明认为，“在寓言直觉领域中的图景是碎片和废墟”^[23]。

以上就是本雅明对古典悲剧与巴洛克“悲剧”所做的比较研究。前已述及，在本雅明的研究中，古典悲剧被视为是传统艺术，巴洛克“悲剧”被认为是现代艺术。这不仅仅是相对的时间概念问题，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本雅明看来，以巴洛克悲剧为代表的寓言艺术具有普适性，是现代艺术的表达范式，是现时代最具有意义的思想形式。也就是说，从寓言之具有哲学内容与历史规定来看，“把历史解做世界的激情的巴罗克式凡俗解释的核心，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其没落的不同阶段”^[24]。如此，本雅明就有理由将巴洛克“悲剧”视作现代艺术或将现代艺术视作巴洛克“悲剧”的“知音”。也正因此，本雅明在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比较研究中偏于寓言的阐发。并且，他还将其寓言理论运用于现代艺术的研究之中。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再简要提及本雅明对现代艺术所做的“寓言式批判”，从而来更好地理解本雅明的艺术比较研究。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艺术、布莱希特的艺术、卡夫卡的艺术、超现实主义艺术等现代艺术的研究，都可谓是其寓言理论的“批评化”。当然，本雅明寓言理论的批评化也不是单向的“移情”，而毋宁说是一种互生互动的关系。要注意的是，通过现代艺术的批判实践，本雅明的寓言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建构与发展。仅以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艺术所进行的研究来看，波德莱尔及其艺术确实促成了本雅明寓言理论的进一步建构与发展，这不仅仅因为波德莱尔说过“一切对我来说都成了寓言”^[25]，也不仅仅因为波德莱尔表达了“煽动的形而上学”^[26]，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波德莱尔的艺术中有大量的寓言形象，如“职业密谋家”“拾垃圾者”“游手好闲者”“流浪诗人”“醉汉”“妓女”“人群”“大众”“酒馆”“百货商场”等可以得到阐发。这里我们只选取“拾垃圾者”这一寓言形象为例。它是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散文集中所推出的形象，即“此地有这么几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27]。本雅明还从波德莱尔的诗作《拾垃圾者的酒》中阐发出“拾垃圾者”这一寓言形象。本雅明将这一形象看成是商品时代城市人的内在生活境遇与外在生存境遇的寓言。在他看来，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或多或少地属于拾垃圾者。拾垃圾者的社会地位低贱边缘，他们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时时被一种生存焦虑困扰。因此，他们内心对无产阶级的反抗深表同情，但拾垃圾者却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只是站在社会的边缘以自由而深邃、孤独却神圣的文化方式对社会及个人寄予或悲观（向前）、或乐观（向后）的救赎。于是，本雅明写道：“在波德莱尔脑子里，这幅图景是诗人活动程序的夸张的隐喻。拾垃圾者和诗人都与垃圾有关联；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的时候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28]也就是说，在本雅明看来，可以用拾垃圾者这一寓言形象来解读诸如波德莱尔等人的现代艺术。由此，通过现代艺术的批评实践，本雅明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其寓言理论。

我们还有必要对本雅明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比较研究的特点进行简单的说明。其一，本雅明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比较研究，如上所述，在比较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同时，它偏向于对现代艺术进行阐发，在比较中得出了现代艺术是寓言艺术，而在对现代艺术的阐发中则进一步建构与发展了其寓言理论。其二，在对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比较研究中，之所以本雅明偏向于现代艺术的阐发，倾向于寓言理论的建构与发展，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巴洛克艺术正名，也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现代艺术的寓言表达方式的偏好，更主要的是因为现代艺术及其寓言表达方式有深层的哲学内容和历史规定，并且在其哲学内容和历史规定的背后，显现了历史与人生的救赎希望。可以说，他在巴洛克“悲剧”中看到的世界，与在波德莱尔等现代艺术中看到的世界，是同质的“废墟”世界。而且，他所经历与体验的世界也是他要抛弃的世界。而在抛弃的途径上，虽然都选择了“寓言”的方式，但依旧表现了前后的“异质”。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他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弥塞亚的来临，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中他表现出了世俗革命拯救的冲动，于是“拾垃圾者”一定程度上能同情无产阶级，“支持被压迫者”和“倾听革命的颂歌”。这一“异质”是我们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