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小说的结构、世界观、社会结构的同构内涵时，就已提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还有另一合逻辑的同构内涵。那么，这一内涵又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小说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结构尤其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同构的。
戈德曼在其一系列的著述如《论小说的社会学》《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等中提及了这一内涵。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就曾指出过小说的结构与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演变过程中存在某些类似，并且在《新小说和现实》《马尔罗小说结构研究导言》等文中，也具体地谈及了社会分期与小说结构形态同构的问题。在《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中，他一方面为这一同构内涵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具体篇什如《社会思想的反叛和文化的反叛》中则论述了这一内涵。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中，他也系统地论述了这一同构内涵。我们不妨综合戈德曼的论述，对其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的这一同构内涵进行探究。
戈德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与此相应，小说的结构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为此，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小说有一个精确地把握，就要进行分期工作。“这种分期不仅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在与社会经济方面息息相关的文化、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都要进行。由于文化生活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不能割裂，为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任何分期，即使与哲学史和文化史的补充分析不相雷同，起码也要与之联系起来。”[32]总体来说，戈德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三个时期，与此相应，小说的结构也发生了三次演变。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概从资本主义产生至1910年左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时期。在思想领域里则表现为激进个人主义哲学的两种形态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价值上看，则是“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在法国是自由、平等、财产，在德国是Bildungsideal，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宽容、人权、人格的发展等等）”[33]。与此相应的，“在文学领域，其各种表现中就有古典小说，问题人物小说”[34]。戈德曼还辨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契的理性主义在文学上找不出其重要性，与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相契也仅表明小说采用了个人传记的方式发展而已，也就是说古典小说极其不发达。而“以其重要性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对应的文学类型是问题人物小说”[35]。具体而言，则有《堂吉诃德》《红与黑》《包利法夫人》等，那么为什么要采取问题人物小说这种批判文学形式呢？
戈德曼分析道：“在构成现代社会生活最重要部分的经济生活中，物品和人在质的方面的一切真实关系趋于消失，无论是人与物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将被一种中介化的和堕落的关系所代替：即纯粹是量的交换价值的关系。”[36]换言之，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契合的价值有物化的倾向，它与“社会在现实中对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所加的许多难忍的限制之间”[37]存在内在的矛盾。因此，小说采用问题人物作为主人公的批判形式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戈德曼的这一同构内涵依旧是一种前已述及的“张力同构”。
帝国主义时期（或说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时期），大概从1911年至1945年左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是以垄断、托拉斯的形式展开，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盛行甚至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危机时期。在思想、哲学领域，一方面出现了以“集体”主体取代“个人”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从某些侧面保存了个体化的主体，如“定在”“自为”“有机主体”，“但它不再集中于理性或感知，即个人的可能性，相反却集中于个人的限度和‘死亡’这个极限”[38]，换言之，个人的重要性更趋微弱，出现了存在的焦虑。与此相应的，在文学上则出现了：其一，共同体小说，有撰写集体人物小说的尝试，如马丹·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家族小说，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描写革命大家庭的小说，如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等。然而，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真正改造西方，这一类共同体小说没有变成一种主导形态的文学形式。[39]其二，存在主义小说，如卡夫卡的作品、穆西尔的作品、乔伊斯的作品、萨特的《作呕》、加缪的《局外人》等一批接近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作品。这类作品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人物的解体。之所以出现这种作品，戈德曼解释说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既已削弱了个人的重要性，那就很难通过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来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人物传记在现实方面仅仅具有趋闻轶事的特点”[4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反抗：一方面尝试以集体主体取代个人主体来求证人的存在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以“局外人”“恶心”，甚至“死亡”来为存在的焦虑呐喊。
第三时期，是一个难以命名的时期，诸如消费社会、群众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等命名，也都只是“强调了一个社会的一个主要侧面，而这个社会却形成一个整体结构”[41]。戈德曼认为，这个时期从1946年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一个整个社会“出现了自觉的自行调节机构”[42]，“整个社会一体化”，“技术决定人员”与“技术执行人员”分离的专家社会。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贫困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受法律或外部压迫所直接限制的自由问题，而是个人的重要性和直接经历的那些东西的意义被弃置和逐步消灭，以及人的内心活动的天地趋于缩小，人格和人性日益削弱或说人逐渐物化的问题。[43]与此相应，在文学艺术上则出现了以新小说为代表的反抗艺术，如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窥视者》《嫉妒》等，以及热奈的剧作《女仆》《屏风》等。戈德曼还具体地以《嫉妒》的一段话“轻便胶底鞋在走廊的方砖地上不出一点儿声音”为例，来说明罗伯-格里耶小说是如何以新形式来表征、爆破、反叛“在现今的世界上，鞋子拖着人走路；事物发展的动力已经不是活的人，而是无生命的东西”[44]这一物化社会结构。进而戈德曼认为要理解“那种明确的，就实质和真正创作而言又是必要的反叛”[45]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这样一种艺术的明确反叛——这种艺术不接受一个社会，便找出新的表现形式拒绝这个社会，这些形式不同于它所拒绝的那个社会所创造并且素来从中认识自己的那些形式。这一现象极端重要。我认为从这里出发才能理解‘新小说’的最初表现以及今天整个一系列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便是某些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内部的反叛这一主题本身。”[46]从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戈德曼的“张力同构”说。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戈德曼的小说史理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戈德曼小说史理论的三重同构内涵是错落有致的。如果说第一种内涵已经奠定了其张力同构或说形式同构的基调的话，那么第二种内涵则注重从共时（横向结构主义）的层面来阐发“同构”，第三种内涵则偏于从历时（纵向发生学）的层面来论证“同构”，而三种同构内涵则形成了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模式。有论者指出，“他的整个模式过于讲究匀称，不能适应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特点，如辩证的冲突和复杂性、不平衡性和间断性”[47]。对此，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不确切”（鲍埃豪尔语），或用戈德曼的话来说，他的“概括”是为了指导研究。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其实已经回答了。为此之故，认为戈德曼的小说史理论“在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则应是公允的。
现在我们再来简要探讨戈德曼小说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史研究的关联。我们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曾经探讨了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与不平衡性问题，或说研究了艺术的历史发展、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并具体指出了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这些无疑都被戈德曼继承了。可以说戈德曼的小说史理论研究的渊源就在此，虽然也得到了卢卡奇的培育。但是，戈德曼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
其一，他对小说的发生做了更为科学的阐释。与此前的卢卡奇相比，戈德曼的思辨色彩、哲学气息更淡，而结构主义色彩、社会学旨趣更浓。
其二，他将研究具体到了小说史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发展。他所论述的小说已经不仅局限于现实主义的，而且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小说都有所涉猎。后来的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詹姆逊在著述中就直接提到了戈德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小说史的同时，戈德曼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阐释小说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的同构方法或说辩证方法。
其三，在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理论最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的语境下，戈德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这一点从其理论之冠以“结构主义”就可以见出。而且，不妨指出的是，对西方学术界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而言，戈德曼的小说史研究也是一种回应，因为戈德曼的同构是一种“张力型”的，就此，我们也可以说戈德曼的小说史研究“具体化”了现代性问题研究。
其四，戈德曼以其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小说史理论模式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尤其是在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正如有论者所言，戈德曼的研究是区别于政治形态型、社会文化形态型的经济形态型的文学史研究的代表。[48]虽然这种区分有笼统之嫌，但还是有利于把捉戈德曼理论的精髓。
总而言之，戈德曼的小说史理论研究从对卢卡奇的“接着讲”开始，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代赓续，在整个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尤其是在小说史理论研究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注释】
[1]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4]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6]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7]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
[8]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0]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7页。
[11]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2]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3]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14]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5]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16]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7]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www.xing528.com)
[18]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9]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0]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21]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2]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23]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罗国祥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24]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25]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26]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27]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28]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29]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223页。
[30]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92页。
[32]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33]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9页。
[34]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35]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36]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7]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38]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39]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40]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41]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42]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43]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
[44]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45]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46]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
[47]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48]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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