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模式，首先探讨了作为文学形式的小说的发生问题，认为小说的社会学的首要问题是“小说形式本身和使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和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9]。在对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勒内·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之后，戈德曼倾向于接受卢卡奇的小说发生学理论——小说发生是史诗衰微的表征与诉求，它与一定历史的文化结构形式之间是同构的关系。只不过，与其理论被贯以社会学一样，戈德曼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回答这种同构关系，他认为：“小说形式是市场导向生产的个体本位社会中日常生活本质的文学转换。小说的文学形式同人与财富的日常关系，以及同市场导向的生产者社会中人与人关系之间，存在着严格对应。”[10]接着，戈德曼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构成现代社会生活最重要部分的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这种关系已经物化、堕落化了，那种人性的“质”的关系已悄悄地被纯粹是“量”的交换价值的关系所取代。为此，一种以堕落的方式去追求真实价值的文学体裁——小说，便“毫无惊人之处”的“同构”发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戈德曼意识到了到目前为止包括他自己对小说的发生学研究，都是以批判的和反抗的形式来进行的。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经济结构和文学表现之间的联系与集体意识无关的社会里，这种联系是如何产生的。”[11]也就是说这种同构其实是一种“张力同构”——小说以批判的和反抗的“张力”形式与社会现实同构。
为此之故，戈德曼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真实的意识和渴望，为什么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都从未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特有的、能与其他构成伟大的西方文学的形式相媲美的文学形式。”[12]对此，他的回答是：资产阶级真实的意识、思想如理性主义，是容不得艺术本身的存在的，它与艺术、审美是相敌对的。也正因此“不存在笛卡尔的或斯宾诺莎的美学，甚至对于鲍姆加登来说，艺术也只是认识的一种内在形式”[13]。这样，戈德曼也就坚定地认为，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只有渴望超越个人、追求超越个人的质的价值的地方，才会有文学和艺术创作”[14]。而且，越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便越体现了这一点。如此，当戈德曼说小说与社会现实是同构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一种“张力同构”，换言之，小说发生的合法性就在于它与社会现实的不合谋。无怪乎戈德曼后来会说“如果在一个即定社会中，可能性的向度被削弱了甚或被窒息了，那么，艺术的，哲学的和文化的创造的可能性便受到了极度的威胁”[15]。无怪乎他会担心两部最现实主义的作品会被一些读者和批评家视为不真实，也无怪乎他会精心论述文化的反叛等。(www.xing528.com)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戈德曼坚持了小说的发生与小说的性质的同构。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其小说史理论不无助益。因此，有必要再对其小说与社会现实之同构说进行论述。其一，张力同构表征了一种悖论，即一方面小说的发生需要相应的社会现实作为“知识学”式的基础，也就是社会现实决定小说的发生，是小说发生的基础与根源。而另一方面，小说的发生又是以反抗、颠覆、超越相应的社会现实为志业的，是以“价值论”式的面貌呈现的。也就是，其一，小说产生之后，就对作为其自身产生基础的社会现实进行价值论的反思、超越、批判。其二，正是这种“张力同构”关系，使得戈德曼创立“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模式，或说形式社会学小说史理论模式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现实与小说形式之间本质的关系不在于这两个领域的内容，而在于形式、结构。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及。当然，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之所以重形式（审美、艺术形式）的原因。其三，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张力同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小说的虚构性和小说的价值追求等也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方便我们理解戈德曼小说史理论的其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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