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戈德曼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戈德曼接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不遗余力。这不仅可以从其早期的“一切哲学思想的主要对象都是人”[2]中看出；更可以从其所忧虑的“时代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中见出。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戈德曼小说史理论的研究亦是对现实社会物化症候的“爆破”。
其二，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比如，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就自觉地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来分析悲剧观，主张“要真正理解一部文学或哲学作品的意义，必须能够把它和当时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3]。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他指出“小说形式实际上是在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4]；在《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中，他对非发生结构主义的讨论“紧密地联系它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5]来进行等。
其三，戈德曼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戈德曼对辩证法进行了研究，著有《辩证法探索》一书；另一方面，在戈德曼的其他著述中则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对此，他写道：“事实上，在表现世界观的个人和潜在地在其实践中阐述这种世界观之可能性的集团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6]从这简要的论述中就会发现，戈德曼的小说史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然而，就思想渊源而言，戈德曼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借鉴了卢卡奇、皮亚杰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受到海德格尔、萨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思想理论的影响，如果不是就直接、正面的影响而言的话。这里，我们不拟对此详论，只是就其与卢卡奇在小说发生学和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关系进行简要说明。其余的只是在涉及时加以论析。
我们知道，卢卡奇在其《小说理论》中“寻求以审美范畴和文学形式的根本性质为基础的文学类型的辩证法，期望比黑格尔更密切地把范畴和历史联系起来”。为此，他建构了小说发生学理论：小说的发生是史诗衰微的表征与诉求，它与一定历史的文化结构形式之间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基于此，卢卡奇还依据主人公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同，具体地制定了小说的类型学。后来的卢卡奇，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因此对此前自己的文艺思想做了近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整个体系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通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7]。(www.xing528.com)
卢卡奇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理论无疑影响了戈德曼的小说史研究，使得戈德曼进行了理论假设：“一方面涉及经典小说的结构与自由经济中交换结构之间的同源性，另一方面也涉及它们二者在未来的演变过程中仍存在的某些类似。”[8]换言之，被称为卢卡奇的学生的戈德曼要“接着卢卡奇讲”。
大致说来，戈德曼主要是从这样两方面来“接着讲”的：其一，继续探讨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挥同构说。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同构又具有两方面的所指：一方面是作为“文体”的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同构，另一方面是作为“文学”的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同构。因此，其二，戈德曼又注重从形式、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及其历史发展，也就是注重研究小说形式结构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生成原因。同时又自觉地从一个更大的结构如世界观、经济结构等来解释小说形式结构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生成原因。
也正是因此，戈德曼创立了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模式。其理论内涵大致有三：其一，作为文体（文学体裁）的小说与社会现实是同构的。这主要是对小说进行发生学的研究。其二，作为文学的小说，其结构与小说家所属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或说世界观是同构的，而且它最终与社会结构也是同构的。这主要是对小说做共时的个案研究。其三，小说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结构尤其是社会经济的交换结构的变化也是同构的。这主要是对小说的历史发展做历时的研究。
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对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小说史理论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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