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无论就西方哲学还是西方美学而言，“理念”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最早将“存在”研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柏拉图如果没有“理念”的范畴设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其美学思想能得以表达，并可影响深远。此后的黑格尔如果没有“理念”这一“绝对”概念，我们恐怕也很难理解其思想为何能终结古典形态的西方美学。进入现代以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甚至德里达、福柯、罗蒂，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应该说都是因为他们与“理念”这一范畴发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兹举德里达为例。可以说，德里达“延异”概念的提出无外乎是对柏拉图将“存在”概念“理念”化这一做法进行“解构”，同时把“存在”的内涵语言化、政治化、不在场化，并从而将柏拉图的“理念”转换成“延异”“解构”等。然而，其“延异”“解构”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就必然出现“延异的矛盾”和“解构的悖论”。诚如有学人在研究德里达思想时说：“如果它成为某种理论舞台的主角，替代了主角的地位，那么，解构就必须对自己进行解构，才符合解构绝对性的思想内涵。”[1]
的确，现代以来的学术太注重所谓的“创新”。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不能在事实上增加知识与思想，不能完善以往学术，窃以为就是学术史意识淡薄，或说这种“创新”就是“无根”的“学术泡沫”，就是学术的“变态”，就是在学术领域作不规范状。长此以往，必定陷入所谓“创新”的学术死胡同，从而也不能在学术史上得以积淀。为此，有必要“建构”，有必要进行学术史的勘定，有必要在“创新”或说学术反思之后对一些经典学术成果进行“学术反哺”“现代阐释”和“当下发展”。[2](www.xing528.com)
就美学而言，一种存在论美学的建构正是目前美学研究的主题。当下美学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论转向”“生活论转向”等学术关键词都可谓是对“美学何为”“美学如何可能”等存在论问题进行的尝试性解答。然而，在我们看来，“理念”与美的关系问题是存在论美学的重要问题。柏拉图的美在理念说、黑格尔的美在理念的感性显现说，都可谓是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解答。然而，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在知识确定性的终结时代，这两种解答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有必要以现象学存在论的新视阈来对“理念”与审美的问题进行“接着说”，并结合中国思想，进行一定的中西比较分析。这样，或许就可以增加学术积累，让“新创”的美学思想走进学术史、形成研究范式，而得以“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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