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美学：通向语言的途中

1946年，海德格尔终于在《诗人何为》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两次重复了那句著名的“语言是存在的家”^[12]。在他看来，存在离不开语言，它以语言为家，并安置、装配这个家。人以存在之家为家，人居于其中生存着。同时，人又是存在之家的看护者。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家的看护者，而只有思的人与创作的人才是这个家的看护者，这样说来，只有当人“说”语言的时候，才在“家”中，而“用”语言的时候，家也便离“用者”而去了。语言因此具有两重性，是“存在本身的又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来”^[13]。虽然海德格尔此时已经将语言存在论化了，他的语言理论似乎也是因这句话而闻名，但对语言进行专门有力的论述的代表著作却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可以说，只有到了海德格尔做了《语言》《语言的本质》《走向语言之途》等收集在其《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的数篇演讲之后，他的存在论的语言之思才可谓臻于完备。此时，他大致完成了三件事情：其一，批判传统的语言观。其二，“从语言而来倾听语言”地思了语言的本质。其三，思了本质语言之如何可能。

海德格尔在《语言》《语言的本质》《走向语言之途》中多次对传统的语言观进行了批判，这与他在《存在与时间》里的批判是一致的。不过，这次他着重是对亚里士多德和洪堡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进行批判。他认为传统语言观大致都指认：其一，说是一种表达。其二，说是人的一种活动。其三，人的表达总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和再现。^[14]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传统语言观主要是把语言看成了一种符号、工具，是客体，而把人看成是支配这种符号和工具的人，是主体。这种观点使得所谓的逻辑语法、语言哲学与语言科学三者合一，并不断地以此产生语言知识。然而，这种传统的语言观却没有思考语言的本质，没有对本质的语言进行倾听，因而没有把我们带到作为语言的语言那里。或者也可以说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认识论的，它缺乏存在论的根基，因而从未思考到本质的语言，从未让本质的语言显身。

然而，本质的语言是什么？其实问题不能这样问，正如不能问存在是什么一样。海德格尔一直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存在论的区分，此时的他对此区分也依然甚是自觉，在《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他提到了“存在者的存在”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不同，提到了在场与在场者的二重性；在《语言》中提到了世界与物的亲密区分。因此，在《语言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一再强调他的演讲只能把我们带到一种可能性之前，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这不是谦虚和玄虚之言，因为要思语言的本质，也就是要思本质的语言，而语言的本质不是“什么”。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真理的本质是本质的真理一样，他也认为语言的本质即本质的语言，也就是说，这里的语言是存在之语言也即“道说”，道说正是语言的本质，也就是本质的语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才真正地在进行关于语言的存在论之思，而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地思考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换言之，现在海德格尔是在直接思存在之语言，因为语言已经存在论化了。

如果说，在《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用诡谲的语言是要表明追问存在需要道说的话，那么，此时的他用诡谲的语言是要表明道说本身就是追问存在。前者把道说当成了工具，是追问存在途中的“宿营地”，后者把道说当成了目的，是存在自身的家。这样，海德格尔就已经有了与前面的语言之思的不同思域。在这种思域中我们一样不能问道说“是什么”，而只能领悟道说，只能跟着道说，大概“只缘身在道说中”！海德格尔在其后期的有关语言思考的著述中一再地让我们领悟：语言是语言，是语言说，而不是人说，语言说是道说。这样，我们就只能如此发问：道说如何领悟？道说又如何可能？

道说如何领悟呢？其一，道说意谓显示、让显现、让出场。“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道示之显示并不建基于无论何种符号，相反地，一切符号皆源出于某种显示；在此种显示的领域中并且为了此种显示之目的，符号才可能是符号。”^[15]道说让一切存在者自行显现，让一切存在者通向存在之澄明，道说就是古希腊时的逻各斯，它允让存在者在它所是中显现出来。因此，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同时，道说也是存在之家，它把“‘存在’发放到被照亮的自由之境以及它的可思性的庇护之所中”^[16]。其二，道说又是一种寂静之音，是大音希声之音。这与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认为的话语之具有沉默的本质可能性是一致的。而此时的海德格尔则主要是在强调道说的大地性。以方言为例，他说：“方言的差异并不单单、而且并不首先在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17]正是这种隐蔽性、聚集性的道说才使得方言表现出不同的言。同时，海德格尔也说，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其三，道说的允诺者是大道，大道在道说中运作，“有所带来的居有使作为道示的道说在其显示中活动，此种居有可谓成道。它给出澄明之自由境界”^[18]。同时，大道使得道说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换言之，道说的语言是成道的方式。由于大道居有人，大道开辟道路并“用”人使得道说达乎语言，从而有了人的说。人的说又如何呢？人有说，但人是跟着说，是应合着说，是接受语言的允诺，是语言说人而不是人说语言。因此，从根本上看，人是听而不是说，人听那种寂静之音。海德格尔在一次对话中特意强调，说语言不是关于语言的说，而是从语言那里倾听语言。说语言是“经验”语言，而不是“研究”语言，不是到达语言的终点，而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也因此，我们在沉默中也是在说，而且有可能比那种滔滔不绝地说说得更多，因为沉默是“应合于那居有着-显示着的道说的无声的寂静之音”^[19]。

海德格尔的“道说是语言说人”和“道说是寂静的沉默与倾听”等“道说领悟”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不合人道主义，因为就常理而言，我们如何也不能明白怎么道说（包括此前的话语）等于沉默，等于听，等于语言说人。然而，海德格尔却早就说过：“任何一种人道主义要不是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中，就是其本身即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20]也就是他要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他要思更为原始的人道主义，同时也就是他要思更为原始的语言。更为原始的人道主义就是一种有神圣性的人之生存，就是天、地、神、人的纯一性栖居；更为原始的语言，也就是道说，道说也即“存在的说”，也即“无说”，也即沉默，也即听。然而，一般的人不可能说沉默，不可能不说只听。因此，这种人也就不可能领悟道说，倒是有可能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他在语言中但不在家中。^[21]这样的人甚至不是“此在”，更遑论开显“存在”与“栖居”。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当今时代的唯一的不妙。为此之故，海德格尔在泰然任之的同时，又提醒我们要“参与”道说。

现在的问题是，道说如何可能？海德格尔认为有两种突出的方式可以引领我们上路。一种方式是思。因为思大相径庭于科学表象的计算性思维。思乃是一个返回步伐，是原初的思念之思、沉思之思，因而思是对允诺的一种倾听，倾听性的思是与存在、大道的对话，是应合的道说。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就是这种思。另一种方式是诗。诗就是说，一方面它确实是人说，但它是从道说而来的说，因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诗即道说。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原初的语言即诗。换言之，道说即诗。作为道说的诗与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近邻关系，两者都与道说会通，“一切凝神之思都是诗，而一切诗都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而来相互归属”^[22]。也许正因此，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几乎都是在诗歌中阐发的。

至此，其实我们也就得出了海德格尔上述语言之思的内涵：原初的语言是诗，也就是道说就是诗。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其实早在1927年左右就已经有了，因为在那时，他就提到了沉默、听等话语方式。退一步说，即使海德格尔在那时还没有这种明确的思想，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要追求这种思想，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在一篇论及康德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世界，才是最基础的、最本真的世界，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世界”^[23]。也就是，海德格尔追问存在必然会走向审美，走向艺术（诗），只不过中间要经历一个语言之思的阶段。

当然，那个时候海德格尔还没有专门对语言进行思。直到1935年左右，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有了“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24]“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25]“人类此在的根基是作为语言之本真发生的对话。而原语言就是作为存在之创建的诗”^[26]等关于存在、语言与诗的论述后，我们就可以说，他已经有了关于原初的语言即诗的明确表述了。此后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就存在与语言的关联进行更原初的思考；二是就语言与诗进行更原初的思考。前者可用“语言是存在的家”来表征，后者可用“诗是道说的一种可能”来作答。这样说来，我们就会发现，海德格尔就存在、语言、诗所进行的思考是前后一致的，而且他所说的语言、诗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毋宁说都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因为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语言或说道说才与诗是相通的，即都是指向存在或大道，都是对存在或说大道运作的表征。语言是道说，诗是道说的一种突出方式，道说在诗中显现。这也正是源初的语言就是诗的内涵。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本书所论述的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当然，我们有必要再对海德格尔的这一诗学思想做一阐述：

其一，海德格尔推动了20世纪诗学的语言论转向。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诗歌的语言论之思。他在《诗歌中的语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语言论诗学命题，即“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27]。每个伟大的诗人都是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每一首诗歌都是对那本质上对未曾说出的那首独一的诗歌的庇护，是对道说的聆听，诗歌说是因为诗歌听过了，听到了那寂静之大音，然后才说。其实，可以说，海德格尔的语言论转向基本上都是在探讨诗歌、艺术的同时实现的。从《艺术作品的本源》《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到《诗人何为》，从《语言》《诗歌中的语言》到《语言的本质》《词语》等都无一例外地与诗歌有关。而如果根据艺术本质上也是诗这一海德格尔的论断来看，我们可以说艺术都与语言相关联。因此要讨论艺术美学问题就要讨论语言，因为艺术既不是再现，也不是表现，而是道说，是存在地说。

其二，海德格尔语言论诗学又使得诗学发生了存在论的转向。在从事道说的语言之思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发现思与诗可以成为道说的两种突出方式，二者之间是近邻关系，因而使得诗歌沾上了存在的韵味，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格奥尔格等人的诗歌的具体阐释中，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说”出了诗歌之诗的原始道说也即存在或说大道的含蕴。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因而实现了诗学的存在论转向，甚至成为存在论诗学的代表。综合其诗学的语言论转向与存在论转向，我们可以称它的诗学为语言存在论诗学。

【注释】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2]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3]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5页。

[4]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1页。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2页。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3页

[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页。

[8]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7页。(www.xing528.com)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4页。

[10]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4页。

[1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1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8页。

[1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1页。

[14]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4—5页。

[15]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253页。

[1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9页。

[17]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199—200页。

[18]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258页。

[1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43页。

[20]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66页。

[2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03页。

[22]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270页。

[23]叶秀山：《说不尽的康德哲学》，《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第56页。

[2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5页。

[25]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4页。

[26]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第47页。

[27]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