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就写道：“语言的命运植根于一个民族对在的勿论何时的关联之中，所以，在我们看来，询问在的问题与询问语言的问题在最中心处相互交织在一起。”[4]直到1964年，他依旧在强调语言与人之生存及其规定性的内在关联。其实，应该说，对语言的思考自始至终都被纳入了其著述之中，从《存在与时间》到《林中路》《形而上学导论》，从《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路标》到《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海德格尔的“思路”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直都有“从语言而来倾听语言”的踪迹。我们不妨也跟着海德格尔一并去倾听。
虽然，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主要还是在1930年以后，但是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第34节中，已有他对语言的重要思考，以至于在195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它。在那里，海德格尔主要是要追寻语言的生存论基础。他认为，现有的所谓的语言科学虽然都试图寻找到语言的本质，但是由于没有澄清语言生存论的基础，因此，所谓的语言的本质、定义便都是无根基的。为此，我们要从偏执于语法、逻辑、功能的语言研究中把语言“抢救”出来，把语言科学移植到更原始的存在论基础上来。
海德格尔认为，正如存在之从此在来追寻一样，语言的根源或说语言的生存论基础也应当在此在的展开中寻找。而话语就是语言的生存论基础，因为话语同此在的生存论环节之现身、领会一样源始。话语道说出来就是语言，使语言成为可能的是话语的构成环节。在海德格尔看来，听和沉默也属于话语的道说。这里的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听，而是基于对存在的领会和理解的倾听，因此它参与构成此在最原初的本真方式。正是这种话语之听才使得我们日常中对语言的泛泛闲听有了可能。沉默作为话语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也有其生存论基础。因为“真正的沉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话语中。为了能沉默，此在必须有东西可说……必须具有它本身的真正而丰富的展开状态可供使用”[5]。同时，海德格尔还认为话语对于此在生存论环节的现身和领会也有构成作用。因为，其一，现身的“在之中”通过话语公布出来，甚至也可以说，把现身的生存论之可能性加以传达是“诗”的话语的目的。其二，话语之“听”把话语同领会、理解与可理解性的联系清清楚楚地摆出来。此在听是因为他“领会”。因此，话语及其道说之语言确实具有神奇的魔力。
海德格尔用诡谲的语言大概是要说：“在世界之中”的此在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不言的“天空”和“大地”，一刻也不能离开周围世界，一刻也不能离开非要自身去承担的无声世界，如终极时间性的世界。这些世界在存在论上是需要我们去听，需要我们在沉默中对话的本真世界。这种听与沉默因此也就是语言，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话语、道说的语言、不言之大言、原初的语言等。
虽然此时的海德格尔还是局限在此在的生存论展开中来对语言进行理解的，语言因此也只是此在之生存论环节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语言问题已经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之思中扎下了根，“已经奠定了从存在论来理解‘语言’的基础”。因为他一方面明白了语言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开展，或说对于追问存在具有重要的组建作用；相应的另一方面，他已经对那种逻辑论的、工具论的，或说认识论的语言观有了明确的批判意向，虽然这种批判还没有有力地开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已经有了“存在”即“道说”的虽不很清楚但也不太模糊的存在论领悟。此时的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虽然主要还是围绕那有存在者之嫌的“此在”来展开的，但是从语言上来说，他已经追问到了原初的语言。大概海德格尔已经领悟到了只有在原初的语言中可以实现他要追问的存在。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思路中可谓越来越明显。(www.xing528.com)
的确，随着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之越来越有源始的领悟或说对本质的真理有了理解之后，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有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具体来说，大概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道路上的几块重要的“路标”：
其一，开展词源学分析，从而发现了存在与语言的紧密联系。这主要是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进行的。当然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认为“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就是哲学的事业”[6]。但是，此时的他毕竟还没有深入地展开词源学分析，何况此时的存在之思还主要囿于此在的生存论环节上。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一方面明确地意识到了存在与语言的重大关联，他说：“语词和语言绝非什么事物都可装入其中赖以交谈和书写方式进行交流的外壳。事物在言词中、在语言中才生成并存在起来。”[7]另一方面，他具体地开展了词源学工作，如用一章来追溯“存在”这个词的语法和语源，以获取“存在”在古希腊未遭破损时的意指力量。而且此时，语言已经不再属于此在的生存论环节，而是首先属于存在的真理，语言就是本质的逻各斯，存在者在作为聚集的逻各斯中被揭示，并首先发生在语言中。也就是说，语言已经越过了此在而直接与存在相关。
其二，如果根据他在《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一文中的提示，他对解释学有了更为原初的理解这一点也与他的语言之思有紧密关联。在《存在与时间》中，解释和理解是围绕此在的，也就是说是此在的理解和解释建构世界，世界是此在的世界。后来，当他回到原初的、与神赫尔墨斯相关联的解释学时，他发现赫尔墨斯只是担任诸神的信使，带来天命的消息。因此，“解释学并不就是解释，它先前意味着带来消息和音信”[8]。这无疑使得海德格尔对“语言”、对“说”有了几分敬畏，对诗人有了更为神往的会通，对自然有了更为圣美的言说，对世界有了更为神圣的思考。总之，解释学大大促成了他对语言的存在论之思。
其三，对艺术诗歌的思考与阐释也对他的存在论语言之思有很大的影响。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就提出了甚为重要的存在论语言观，他说：“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9]“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10]就是说，语言是存在者无蔽的真理，有语言的地方才有存在者，才有世界，应该说这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存在论语言观了。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通过对荷尔德林进行阐释的时候，也提出了成熟的存在语言观，他写道：“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11]在这里，他把语言与存在相连，甚至语言即存在，它决定人的生存，而不是相反。从这简要地列举中，我们完全可以说，海德格尔1935年左右的著述已经初步地将语言存在论化了。只是此时还没有对语言问题进行详尽论述的著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