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问题成为诗学研究的主题,这已成了现代诗学研究的学术共识。因此可以说,研究现代诗学思想不涉及其与语言的关联简直是不可能的。兹举弗洛伊德和哈贝马斯为例。
弗洛伊德创造性地认为,人的心理结构有一大部分是无意识组成的。无意识是不能直接表达和说出来的,但它可以在前意识的帮助下得到移置或升华。无意识的移置或升华“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1]。也就是说,无意识一旦以移置或升华的方式隐蔽(扭曲的、变形的、幻想的)表达出来了就是文学、艺术、文化乃至整个文明。因此,按弗洛伊德的意思,文学的说也就是说那不可说的无意识,也即文学是无意识的升华,是幻想,是白日梦。弗洛伊德并不仅仅把文学的说与无意识联系起来,他还认为口误、喜剧和幽默等都是语言层面上的一种对压抑的缓解,并且主张用谈话治疗(语言治疗)来舒缓无意识的紧张。如此说来,弗洛伊德就的确触及了“无意识与语言的结构关系”[2]。大概也正因此,拉康才会认为弗洛伊德的主要概念“只有转向语言的领域,只有按照言语的功能来组织,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义”[3]。接着弗洛伊德讲,拉康最终实现了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转向。
哈贝马斯与语言的关联性就更已成了定论。我们知道,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因为现代性的理性不仅仅有“解魅”的工具理性,还有“复魅”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可以解决系统分化及其与生活世界隔绝而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然而,要达到这一功能,就需要用语言来沟通,就需要发挥语言的功能,构筑理想的语言情境。理想的语言情境必定符合真实、正当、真诚和可理解四个有效性要求。换言之,要达到生活世界超工具理性而具有诗意盎然之维,它就必须与语言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说,理想的语言情境与诗意是有内在勾连的。因为不如此生活世界就不能“去殖民化”。这样说来,哈贝马斯的诗学之思也就与语言有关联了。(www.xing528.com)
其实,西方现代诗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几乎成为学术事实。因此,不涉及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论,对他的诗学之思的把握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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