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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奠基性存在论的贡献

时间:2023-10-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依照海德格尔思想的历程来看,我们不妨将其奠基性存在论分成基础存在论和“万物一体”的存在论。总而言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就是这样的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现在,海德格尔终于将“时间性”作源存在论的阐释,无疑就是要把存在问题与时间性相勾连,从而使得源初的存在问题得以出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凭借其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以及对此在的“操心”之与时间性的勾连

海德格尔对奠基性存在论的贡献

因此问题就到了“存在论如何可能”。或者说,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问题应该如何追问?这就涉及海德格尔的奠基性存在论。所谓奠基性存在论,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种能为其他一切存在论(传统本体论)奠基的存在论,其他一切存在论都以它为源。奠基性存在论能够承载“存在论区分”的重任,也就是可以解决“存在论如何可能”的难题。依照海德格尔思想的历程来看,我们不妨将其奠基性存在论分成基础存在论和“万物一体”的存在论。所谓基础存在论和“万物一体”的存在论究竟何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如何等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逐一进行回答。

先来看看基础存在论究竟何谓?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存在与时间》《康德形而上学疑难》等早期著作中,海德格尔阐释了一种基础存在论。所谓基础存在论,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种能为其他一切存在论(传统本体论)奠基的存在论,其他一切存在论都以它为源。基础存在论是对存在问题的真实追问,决不会将存在者误当成存在,从而将存在问题遗忘。那么如何去追问存在问题呢?海德格尔认为,既然我们又不能问存在是什么,而存在又总是存在者的存在,那么要提问存在就需要弄清楚一个更本源的问题:“由何处我们一般说才能理解存在这类东西、连同其中所包含的诸环节和各种关系的全部丰富内容?”[26]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因为此在先行对存在有所领会,与其他存在者相比,此在具有三层优先地位:其一,在存在者层次上,它“去存在”,并且无论如何要与存在发生交涉,因此可以说此在即“生存”,而不是“什么”。其二,在存在论上,它能领悟和追问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其三,它本身就是“存在论”的,因此它是其他一切存在论之可能的条件。总而言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就是这样的存在者:

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这一点提示出了形式上的生存概念。此在生存着,另外此在又是我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生存着的此在包含有向来我属性,那是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此在向来生存在这种或那种样式中,或生存在这两种样式未经分化的状态中。[27]

找到了“此在”之后,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并借用阐释学理论开始了其对存在的进一步追问。在他看来,基础存在论毋宁说也就是此在存在论,而与此在发生交涉的存在也就是生存。因此,只需到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去寻找基础存在论。然而,对于基础存在论来说,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它还“不具备源始性”,只是准备性的基础分析。而此在与时间性的问题才更具本源地位。毕竟“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28]

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命题表征的是一种“在之中”结构。所谓“在之中”,海德格尔通过语言学方面的考据,得出了其原始的“生存论”意味,即此在依寓于、逗留于世界,把世界作为熟悉、照料、打交道之所,和世界相互“发明”。真可谓“人生在世”“浑然一体”。换言之,“我”不把“世界”当成“对象”,“世界”不是作为一个“容器”附加给“我”。相反,“此在如其所在地就在世界之中”[29]。也正因此,此在先行、源初地就对世界有所领悟,世界是存在的敞开状态。具体来说,一方面,此在总是不期然地与“周围世界”打交道,与“物”“操劳”。海德格尔用“上手事物”分析了此在与物这一器具“亲熟”的存在关系。另一方面,此在又总是与“共同世界”相遇,总是“操持”着“他人”。“他人”首先不是一个对象,毋宁说它源初就是与“此在”“共在”。“他人”是通过“周围世界”来与此在“照面”,而不是通过下述方式来与此在“照面”的,即“此在并非先行把自己的主体和其他也摆在那里的诸主体加以区别从而掌握自己的切近现成的主体,也非首先观望自己本身,从而才确定下借以把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30]。这样,海德格尔就摧毁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的主体理论,也就不存在主体如何与客体达成一致,主体如何构造对象,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何在等所谓“哲学耻辱”的问题。

“在之中”这一结构就足以为存在论奠基了。然而,海德格尔继续循此分析了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论性质,即此在的三个展开状态:现身情态、领会、话语。三个展开状态都源始地构成此在之在,如现身情态。海德格尔认为“现身远不是经由反省的,它恰恰是在此在无所反省地委身任情于它所操劳的‘世界’之际袭击此在。情绪袭来”[31]。如果以上展开状态是“本真”的话,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展开状态亦具有“非本真”的“沉沦态”,即好奇、闲谈、两可。而此在在世界上的整体存在的“操心”之“畏”与“死”通过“良知的呼唤”使“非本真态”在“决心”中返回本己的能在,从而让此在领悟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源始的时间性不是存在者,“时间性不存在,而是‘到时候’”[32]。毋宁说,也是此在在世的整体存在的“操心”之本真样式的“畏”所启示出来的本真的“无”之状态。通过“无”——现象学意义上的“无”,时间性就与此在之“操心”沟通了起来,时间性让操心之“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中的——作为寓于……的存在”结构达到了整体性。

在这里,我们也就又一次地明白了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之所以会认为康德具有存在论意味,其实就在于其触及了“有限性”,只是很可惜康德没有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现在,海德格尔终于将“时间性”作源存在论的阐释,无疑就是要把存在问题与时间性相勾连,从而使得源初的存在问题得以出场。在以后的著述中如《形而上学导论》《论根据的本质》等著述中海德格尔之所以会谈“无”,以及就在《存在与时间》中之所以会说“畏是对无的畏”[33],应该说就是要让具有时间性的“此在存在论”出场,从而让传统本体论从实体中,从主客对立中,从概念的逻辑演绎中,从追求“整一”“全”而又恰恰遗忘了源初意义的“整一”“全”中“走出来”,并克服尼采所经历的“虚无主义”,避免胡塞尔式地去继续追寻先验的主体和知识的基地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凭借其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以及对此在的“操心”之与时间性的勾连就足够为传统本体论“奠基”了。简而论之,基础存在论的奠基性又主要表征为:其一,它以“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及其如何显现的旨趣改变了“是什么”的无穷追问。毋宁说前者显现的正是“存在”而后者追问的必定是“存在者”。相比之下,前者更为原始,后者生发于前者。其二,它以时间性彰显了一种情绪、想象的魅力之美,从而领悟了世界的因缘真实、绽出了能在的无之自由。换言之,存在在此在的处所中现了象。

然而,虽然基础存在论在奠基性上不负众望,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海德格尔却依然继续地沿着崎岖的道路去追寻存在的意义,从而构建了一个“万物一体”的存在论。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此一“万物一体”的存在论是一个与“基础存在论”并立的实体,与其这样说我们不如认为,“万物一体”的存在论只是海德格尔沿着“基础存在论”的道路继往开来地思,并且思得更源初更基础而已。“万物一体”的存在论又究竟何谓呢?(www.xing528.com)

在展开海德格尔的“万物一体”的存在论之前,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海德格尔为何要尝试去更原始地“思”?回答还得从真理问题着手。真理问题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构建基础存在论时,他就论及了真理问题。在有关转向问题的回答时,海德格尔也是从真理问题入手的,毋宁说在更原始地思及存在问题,或说构建我们这里论及的“万物一体”的存在论时,也是从真理问题开始的。

《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篇的最后一节是海德格尔专门用于探讨真理问题的。他首先列举了传统真理观的三个命题:其一,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判断);其二,真理的本质在于判断与其对象的“符合”;其三,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命题是前两者的综合。这三个命题无非是表征了一种传统本体论的“符合的真理”,它不具有源始性,与传统本体论一样需要奠基,因为更源始的存在论的真理应该是“此在的展开状态”。此在的展开状态中又包含了存在者的揭示状态,作为符合论的真理则是出自存在者的揭示状态。这样说来,此在的展开状态之真理才是符合论的真理的源始基础。海德格尔因此宣布:“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唯当此在存在,牛顿定律、矛盾律才在,无论什么真理才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将不在。”[34]

从海德格尔此时的真理论述中我们会发现,虽然他是在强调一种比符合论真理更源始的存在论的真理,即认为真理与存在同样源始地“在”,但是他毕竟是将真理寄予给了此在,这样就容易被误解成独断论和源初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其此在已经是存在论意义的了。而且,既然此在与存在具有源初的关联,此在是存在发生的场所,那么为何不可以直接去追问存在呢?难道此在还不够“原始”?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过分析此在的生存论后发现,此在确实不够原始,因为此在在存在的引领下,它必得达到纯粹的无之状态,它本就有其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这样说来,存在寄予此在去展开而获取的真理,由于此在展开得不可能纯粹和源始,从而其所获取的真理也就不够源始。其实,当海德格尔将时间性与此在相勾连时就已经宿命般地决定了他必得去追寻一种“民胞物与”[35]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1930年做了一个《论真理的本质》的报告,以此来展开其更原始的存在论之思,并从而思出了一个“万物一体”的存在论。

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不再从此在来思考真理了。他认为,有一块更原始的敞开之境,在其中才有真理发生,而且此在本身也必须进入这一敞开之境。“此敞开之境的敞开状态首先并不是由表象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向只作为一个关联领域而为后者所关涉和接受。”[36]在敞开之境中,此在的“行为”才总是系于一可敞开者即存在者,从而才有可能发生真理。海德格尔因此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37]。所谓自由乃是让存在者存在,而所谓“让”也仅指一种参与的意义。这已经表明真理的发生绝不是人力所为,相反,“自由,即绽出的、解蔽着的此之在占有人,如此原始地占有着人,以至于唯有自由才允诺给人类那种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整体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才首先创建并标志着一切历史[38]。而且,海德格尔还进一步指出,让存在本身也是一种遮蔽。换言之,“自由”的确非人力所能为,它源始的就是遮蔽与解蔽的神秘运作,因此解蔽的真理与遮蔽的非真理也就同出于源始意义上的自由的真理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称“由于真理在本质上乃是自由,所以历史性的人在让存在者存在中也可能让存在者不成其为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39]。1949年增写在《论真理的本质》上的注解里海德格尔说得更清楚,即“真理的本质乃是本质的真理”[40]。这也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的海德格尔就意欲论述一种存在的真理、本质的真理,一种人所不能左右的真理。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后来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点明了,即“人却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的真理之中的,人这样地生存着看护存在的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的光明中现象”[41]。在后来的著述特别是《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也即这一本质的真理。

总之,一切都是在存在的天命般召唤下,人才参与到敞开之境中,在那里既发生真理又演绎着非真理,既敞开着艺术的美丽又展示着诗意的栖居,既道说着无言的神圣又聚集着“四方”的纯一性。海德格尔就是这样以更原始的方式去应合着那存在之本质,并从而形诸了其“万物一体”的存在论。“万物一体”的存在论何谓?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回答。

其一,从字面看,“万物一体”是我们借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后期存在论思想所做的一种阐释。“万物一体”取自新儒家王阳明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但是,要提请注意的是,作为儒家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王阳明之外的新儒学如程朱理学那里其实都有相似的表述,但我们主要还是取其原始儒家意义上的“仁”“诚”之意,如孔子的“依于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换言之,我们是取其“一体之仁”意义上的而非原语境下的道德伦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仁义”。如此说来,“万物一体”也就可以用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仁”“至仁”之“仁”等来阐释了。简而言之,“万物一体”的存在论就是因“仁”而表征着一种人与“世界”的源初本然关系,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着、在“天地境界”中存在着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天人不分、天人合一的。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我们并非认为儒道是合一的。只是因为阐释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缘故,我们才采取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儒道的“仁”都提升、还原为原初意义上的“大仁”“至仁”,并得出一种“纯境域”的“万物一体”境界。借助于这种境域,我们才能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进行领悟和道说(言说、沉默),才可以避免海德格尔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并且没有必要担心我们的用语有缺乏语境意识的嫌疑。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是在纯境域里从事思想的对话而忽略儒、道之间以及儒、道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区别。应该说,即使在纯思想的境域,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儒家之“仁”比道家之“仁”具有更多人伦道德色彩,而道家之“仁”比儒家之“仁”更具有“审美”意义和“不可说”的意味。儒、道与海德格尔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儒、道的精神境界缺乏真理意识,正如张世英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国儒道哲学缺乏主体性的浸染因而这种“天人合一”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相比,前者主要是一种原始的“天人合一”,而后者是高级的“天人合一”。[42]这是不可忽视的差异。

其二,就内涵来看,“万物一体”的存在论,简单说来是指在其中源始地构筑了存在即真、即善、即美、即圣、即说的纯一性。一如海德格尔在解说天、地、神、人“四方”的纯一性之每一方时总要说上一句“我们同时就已经出于‘四方’之纯一性而想到了另外三方”[43]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在思真、善、美、圣、说的每一方时其实也想到了另外几方。为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包容性,即“艺术即真理的生成与发生”“美使存在闪烁”“作诗乃让栖居”“神圣乃是作诗的尺度”“源初的语言是诗”等命题的“互文性”与纯一性。

其三,就“万物一体”的存在论与基础存在论的关系而言,如上面已经提及的,它们不是两个实体性的东西。毋宁说,二者都是在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都是与传统本体论相区别的存在论,都是为传统本体论奠基的存在论,它们同走在一条道路上的奠基性存在论。只不过由于基础存在论的道路开拓之功,“万物一体”的存在论才得以走得相对来说更原始、更基础。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万物一体”的存在论与基础存在论的区别,不妨先述之为:前者相比较而言要比后者更适合于对传统本体论奠基,或说,前者不仅为传统本体论奠了基,而且还真实地展现和把握了后者的存在论之思。再具体地就内涵来说,前者也更为原始。比如在真理问题上,前者借助了“此在”这个轴,将真理寄予了此在,所以只有此在在,才有真理发生。此在是真理的发生之所。而后者,真理的本质是本质的真理。存在即真理。真理的发生之所并非此在。真理的本质是自由。人只是参与到真理的发生中,守护真理的运作。真理的发生与此在无必然的关系。真理的最佳发生之所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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