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来，本体论就是追问存在的理论。就海德格尔之前的本体论发展的实际来看，本体论哲学一般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为本体论哲学的第一阶段，此时提问的方式主要为“……是什么”，近代哲学则属于本体论哲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本体论哲学经历了认识论的浸润，因此此时提问的方式主要为“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或“‘……是什么’如何可能？”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之后的尼采甚至还有胡塞尔等人的哲学就其哲思旨趣而言，也还是一种传统本体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将提及。
传统本体论一般认为肇始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这主要是因为巴门尼德对“非存在”的“意见之路”与“存在”的“真理之路”进行了自觉地区分，得出了“作为思想与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5]的著名命题，并以此来反对伊奥尼亚学派的赫拉克利特。自此以后，西方哲学发生了“本体论”转向，踏上了一条本体论的不归路。以至于海德格尔说：“就在今天人们还在叙述西方哲学的开端时总把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提出与巴门尼德的此一学说对立。”[6]确实如此。
此后的苏格拉底就以不停地探索诸如“正义是什么”“美是什么”的“……是什么”式的问题方式走上了巴门尼德所指向的道路。柏拉图则以“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的二分方式进一步建立起了传统本体论。当然，断言“存在着一种考察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7]，并建构起了一门学科形态的本体论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用范畴来追问存在的意义，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8]。而在十个范畴中追问“……是什么”的“实体”范畴又居于中心地位。
接下来的中世纪哲学，一般称之为基督教哲学。如果按其哲学形态来说，则大致又可以分成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而按其哲学渊源来说，不管是教父哲学的信仰论证，还是经院哲学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他们不外乎是将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神学化解读。具体而言，奥古斯丁主要是运用新柏拉图主义来论证上帝是什么——“我的天主，你究竟是什么？”[9]，以此来获取上帝的绝对存在或说信仰的知识。托马斯·阿奎那也主要是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虽然他比安瑟尔谟的所谓本体论证明更为温和可信，但是他也认为，神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哲学思维都以认识上帝为目的”[10]，真理是“理智和事物的符合”[11]。因此，总体而言，基督教哲学也主要是以信仰的方式解决“……是什么”的理性问题或以“……是什么”的理性方式去解决信仰问题，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神与人的二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思维与存在分离的“先知”。
如果说以上简要的叙述大致勾勒了古希腊阶段传统本体论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接下去的西方近代哲学又在“认识论”的转向后踏上了传统本体论的第二阶段。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并开启了另一种传统本体论的范型，以至于第一阶段本体论出现了认识论的危机。而笛卡尔开启的第二阶段的本体论又遭到了洛克、休谟等经验主义者的怀疑，以至于出现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12]的康德式批判。
康德一方面要拯救第一阶段本体论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解答经验派的怀疑。通过三大批判之后，康德认为传统本体论的出路在于要有不可认识的“物自体”的存在，这也是“实践理性”的合理诉求。而知识可能性的根基在于保证知性的自律运作不超出现象界，从而做到既“先天”“纯粹”又“经验”“综合”。康德的这种现象界与物自体的二分看似全面深刻却又导致了“二分如何可能与如何不可能”的问题。康德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自觉地从事“判断力批判”来对“自然的合目的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架起一座“桥梁”。当然，也许这一问题也关联着康德所意识到的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是什么”的问题。
此后的黑格尔企图以“实体即是主体”的主导原则，通过辩证法的运动来达到“绝对理念”的真理，并最终在他的体系里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传统本体论。
以上对传统本体论历史的简要叙述尽量采取了相对客观的学术阐释视角。我们并没有事先就一味地迎取海德格尔的阐释视角，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海德格尔对传统本体论批评的学理性。尽管如此，传统本体论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它是一门追问“存在”的学问，但事与愿违，传统本体论根本就没有真实地追寻到“存在”，至多只是瞥见了一眼存在便让它悄悄地溜走了，以至于始终都把存在给遗忘了。海德格尔因此称“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而茫无头绪的”[13]。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www.xing528.com)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本体论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的差异”，使得传统本体论将“存在者”冒充“存在”来追问。“存在论差异”这一源自现象学的术语，意思是说，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在显示自身的过程中必然要显示为存在者。然而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本身就内在的包含了这一差异，这一差异是“存在论”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术语，我们不妨用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学术语“形式显示”来比照。所谓“形式显示”，海德格尔说：
它属于现象学解释本身的方法论的方面。为什么称它为“形式的”？因为要强调这形式状态是纯关系的。显示（die Anzeige）则意味着要事先显示出现象的关系——不过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警告！一个现象必须被这样事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定之中。[14]
也就是说，这种形式显示表征的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它要通达的是一种源初的纯境域，可以说它最适合于作为追问存在的方法。“存在论差异”与“形式显示”一脉相承。据此，我们可以说，存在论差异其实也表示“存在”是对“存在者”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抛弃，它毋宁说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因此借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还原”，是“回到事情本身”。因此，“否定”也就可以说是一种“不”、一种“无化”，而且这种无化本身又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海德格尔写道：“无乃是对存在者的不（das Nicht），因而是从存在者方面被经验的存在。存在论差异则是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不。”[15]如果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有了一定的领悟，我们就会在总体上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会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6]。
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本体论由于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于是就以一种主客二分的“是什么”的对象性思维方式通过概念的形式来把握存在，而实际上把握到的都是存在者。因此，苏格拉底式的“是什么”的追问要不就以柏拉图著作中的“这是难的”作答，要不就只能无根基地永远对存在者追问“……是什么”。而柏拉图以理念为实体，将理念作为存在者的根据从而也就将理念本身作为了存在者。亚里士多德在其范畴表中也以“是什么”为中心，并且以“形式—质料”为框架去寻找事物的根据从而来获取因果性知识，这样追问的也就不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毋宁说就是“是什么”的存在者，如个别事物、形式和神。换言之，他很难得到“存在是什么”的答案。亚里士多德自己也说：“存在是什么，换言之，实体是什么，不论在古老的过去、现在、以致永远的将来，都是个不断追寻总得不到答案的问题。”[17]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依旧是在“天”“人”相分的前提下来信仰或认识上帝的存在，最终把握到的也只是威临一切的“实体”或“有”意义上的“什么”而已。
第二阶段的传统本体论仍旧不能领会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留下的中心问题的可质疑性和开放性”[18]。于是，笛卡尔以对象性的“我思”去追寻“我在”或说知识的确定根基，虽然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他“有其新的开端，但还是活动在同一个问题中：存在者是什么？”[19]。笛卡尔因此并没有规定清楚“我在”的存在论意义。康德又通过对笛卡尔的继承，从而一样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20]。虽然康德在做完三大批判之后提出了“人是什么？”的哲学人类学问题，也意识到了“有限性”的问题，他的工作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奠基”意义，但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还是放弃了想象力的重要地位，将“想象力的纯粹的（生产性的）综合的必然统一这条原则先于统觉而成了一切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基础”[21]等重要的论述给遗弃了。因此，康德也没有成功地揭示出存在的意义。他甚至还应该对黑格尔以极端方式将本体论问题转变成“逻辑学”问题负责。
另外，即便是尼采甚至还包括胡塞尔，在海德格尔看来其存在论追问都是需要重新奠基的。简而言之，意欲颠倒柏拉图主义的尼采依旧得出了生命就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的判词。海德格尔因此说：“自希腊直至尼采的全部西方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22]至于胡塞尔，早在写作《存在与时间》时的海德格尔就认为，他的现象学只能作为一种追问存在问题的方法论，而不具有存在论的位置。虽然胡塞尔在其现象学中也标举“回到事情本身”，他似乎决心要做一番奠基性的哲学工作，但是由于他坚持了传统的教条即“意识应该是绝对科学的研究领域”[23]，因此“回到事情本身”其实只是回到绝对意识的主体性。这样，胡塞尔只不过在从事一种比笛卡尔和康德还要更纯粹的对象构造理论研究，在寻求一个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而已，终于也就“没有追问存在之为存在，亦即没有追问如何可能有在场性本身这样一个问题”[24]。基于上述理解，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还是一个“世界成为图像”而“人成为主体”的时代，奠基工作还有待开展。
在对此前的传统本体论进行了一番清理后，海德格尔发现此前的一切所谓存在论都没有根基，因为它们都是用一种对象性思维运作，都是在进行科学式的追问存在“是什么”。这样追问到的存在其实只是存在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拥有“实体化”“因果性”的“存在者”。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虽然强调了信仰的力量，但依旧是在论证“是什么”的永恒存在者——上帝。笛卡尔也对象性地以“我”作为了“存在者”。康德虽然有奠基的可能性，但最终也只是以“如何可能”的方式去追问知识性的“阿基米德点”。黑格尔用对象性的理性方法找到的则是一个存在者的“绝对理念”。即便是尼采也不过是用强力意志作为存在者，最终不期然的还是成了柏拉图主义者。而胡塞尔依旧在追问纯粹的知识主体这一“存在者”。因此可以说，此前的所谓存在论都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根本没有去追问存在的意义。为此，海德格尔写道：“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2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