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涂兰英而言，丈夫服从组织安排，尽心尽责完成工作任务是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一向积极工作的丈夫却遭受了非人的打击和折磨。
“1964年，组织上派叔豪到四都山区的楼子坝筹办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65年正式开学。他同时身兼数职，担任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书记，四都楼子坝国营农林垦殖场场长、书记。在偏僻的深山里，他白手起家，和劳动大学的同事一起，建造了学生教室、师生宿舍、图书馆、卫生所等设施。学校里还争取到了一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从长汀县城来的两三百个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在这里学习劳动，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
1984年10月李叔豪在北京天坛
“叔豪是劳动大学的校长，又是农垦场的场长。学校要办好，农场也要管好。当时全家来到楼子坝农场的职工有几百户人，他们在农场劳动拿工分，收入非常有限。为了保证每个职工家庭的生活经济来源，叔豪在筹建劳动大学的同时，和厦门大学挂钩，拿到了为厦门大学生产电线木槽的项目。为了让职工有钱赚、有收入，农场创办了一个大厂房，面积有两三个大礼堂那么大。电线木槽项目上马后，当地有木材资源，又有劳力，职工的收入增加，生活更有保障了。”(www.xing528.com)
“叔豪工作努力，但是他性格耿直，难免在工作中得罪一些人。1968年开始了‘武斗’，就在叔豪一心一意扎根山区搞建设的时候，他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原来的工作成绩变成了‘罪状’。无知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头上戴着高高的纸帽，每天抓去批斗。我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天天为他提心吊胆。一听到他明天要挨斗，头天夜里我就流着眼泪给他的双膝垫上厚厚的棉布，担心他跪着挨斗受不了。有些善良的群众也同情我们，陪着我们一家流眼泪，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现实。”
“叔豪看到我哭，孩子们也跟着哭，他反过来安慰我们说，他是清白的，相信党组织会给他一个说法的。可是，造反派对他的迫害变本加厉。造反派的‘飞将军’们用步枪的枪托和枪管对着他的身体轮番狠打，他被打成重伤，连拉尿都拉不出来。好在农场的王医师用土办法偷偷给他治疗，为了治伤，用尿桶里的积垢为他配药。那段时间，我按着王医师的吩咐天天上山采草药给他治伤，虽然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一身的后遗症，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我把四个孩子全部送到河田迳背的牛角坝，给我的母亲照管，自己回到丈夫的身边陪着他。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离开他。一边是可怜的孩子，一边是落难的丈夫，我的眼泪流干了，天天盼着这样的世界马上结束，盼着组织上把重伤的丈夫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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