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开始大办农业。县里派我们去农业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参观学习。回来后，我们文化教育科的干部都下乡去了，只留下一个会计在家。1955年我和爱人结婚。1957年，我被派到童坊的长坝指导工作，一待就是半年。大儿子出生时我没有在家。孩子出生一个多月后，我向童坊公社的社长黄义山请假，得到批准后我冒着满天的大雪，走路回到长汀城，见到爱人和初生的儿子，心情特别激动。”
“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边是大炼钢铁，一边是浮夸风。1959年春我在河田中坊的工作组，下去村里查到底有没有粮食，开始还有一些芋头、烂地瓜，没想到一个月后就什么都吃完了。”
“我在河田中坊工作组的时候，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家。难得的是有一天，大队杀‘统一猪’，每人可以买到三两肉。好心的大队干部听说我的爱人生小孩，特地留了一只猪蹄卖给我，给我老婆坐月子。在那个年代，吃肉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群众的关爱让我十分感动。1960年上半年，我在河田下街工作组。同样没有得吃，一天四两小米，大部分是吃番薯渣。我和大队的聋会计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没有怨言。聋会计耳聋心善。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来到我宿舍，给我带了一钵子糯米饭，大概有三四两，我觉得真是人间美味！”(www.xing528.com)
“1961年，我在蔡坊工作组。这个公社饿死人最多，连部队也惊动了。蔡坊的大队长受批判。因为招生工作，我回到县教育局，因肝病发作，住院治疗。县里原本安排我去河田中学的，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改为分配在县实验小学当校长。我很热爱搞教育，抓这抓那，终于可以抓‘自留地’了。从1962年至1965年，实验小学的升学率年年全县第一。‘文革’开始后，这些成绩却成了我的罪过，说我‘知育’第一，只抓文化，没有做到又红又专。就这样，我受到了批判，还好没有被批斗。”
中年时期的黄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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