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因为我的身上传承了父辈的红色血脉，我从学生时代就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组织进步学生开展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读书要交学费，所以我在平时都要自己去挑担做工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
“1947年下半年，我到双髻山下的丰年桥小圩场驮牛皮。有个新泉老板在我们村做牛皮生意，他把牛皮收来，泡在石灰水里，再把毛刮干净晒干了出卖。我帮老板驮牛皮，老板付给我工钱。水牛皮要在大圩场才有得收，但是路更远，路上时间很紧张。丰年桥是小圩场，只有黄牛皮收，不过时间比较宽松。我看到丰元桥圩场上有一个卖书摊，每次驮牛皮我就先到书摊上看一阵书。去的次数多了，引起了书店老板的注意，他看我穿着小翻领的衣服，脚上却穿着草鞋，而且又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以为我别有目的。老板对我说：‘小老弟，你是不是不懂读书装样子的？’我不管他说什么，只顾自己看书。老板不高兴了，把我请到里面的屋子里问话。问我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父母是谁？我没做亏心事，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书摊是上杭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交通站对我的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我适合搞地下工作。就这样，我在丰年桥的书摊上误闯地下交通站，通过姓林和姓华的两位‘老板’介绍，参加了地下党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经历在我的档案里没有记载。参加地下党工作后，组织上安排给我两个任务。一个是掌握白砂傅柏翠的动向。我和傅柏翠同村，我的叔叔邓桃兴是傅柏翠的亲信。傅柏翠被闽西特委开除党籍后，拒绝去特委开会，派我叔叔邓桃兴代替他去。我利用这层关系，打听到了很多傅柏翠的情况，及时报告组织；第二个任务是负责组织学生运动。我在上杭县立中学读高中，在学校里出壁报宣传时势，暗中传阅进步刊物，鼓动学生闹学潮，但是我自己不出头露面。所以我的履历里没有这些内容。”(www.xing528.com)
“福建、江西解放后，关于地下党的问题，福建和江西省委未予承认，据说是因为最高层没有明确的指示。中央原来由周恩来负责特科（地下党）的工作，曾经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机’。解放后，中央指示‘地下党副职安排，就地消化，监督使用，逐步淘汰’。这些历史真相也是后来才解密的，但是在当时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不可能知道高层的决策。介绍我参加地下党工作的林其禄后来到傅柏翠的部队中做策反工作。解放后，林其禄被打倒，随着地下党问题的最终解决后来‘统一平反’。姓华的老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看到林其禄的遭遇，觉得参加地下党的事不能讲，讲了可能会招来横祸。所以一辈子都不说。现在年老了，应该把自己的历史补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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