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躲避可能随时到来的人身迫害，范云龙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轮新的流亡和漂泊。他起初是藏在家乡附近的山上，一年四季在山上搭寮，在饥寒交迫中苦挨日子。1969年，因为家乡附近也不安全，范云龙偷偷转移来到长汀童坊的衰坑村，这里是他当年打游击曾经驻扎过的地方。战争年代的老接头户范伯生对他最了解，又是范氏宗亲梓叔，是他信得过的人家。白天，他不敢住在范伯生家，只能在附近的山上搭简易的草寮，由范伯生趁干农活或上山砍柴的机会给他带点食物。
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有一天，一群全副武装的民兵在童坊公社武装部干部的带领下，突然闯进了范伯生的家里。大门被一脚踹开。一个武装干部抬手一枪，打中了范云龙的肩膀。范云龙不顾一切夺门而出，冲向田野里。没想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不知情前来抓“反革命”的群众。大家蜂拥而来，几根扁担把范云龙打倒在地。范云龙被五花大绑押到村头，当时政府的命令是抓到“反革命”范云龙可以就地处决。带队的武装部干部问明是范云龙，对准范云龙又是一枪。范云龙敏捷地一躲，子弹打中了左臂，顿时血流如注。
晚年的范云龙
范云龙眼看自己快要没命，急中生智，对民兵们说：“我是范云龙，我是老红军老革命，不是反革命。不信你们可以去问童坊公社的林大穆书记。”群情激奋的民兵们顿时冷静下来，武装干部也没敢再开枪。时任童坊公社书记的林大穆建国初期曾任长汀县公安局的会计，对范云龙很了解。接到报告后，林大穆在电话里特别交代武装部带队干部，不能在童坊伤害范云龙，马上把范云龙带回长汀县城去。
范云龙被送到长汀县武装部。部长、政委问范云龙有什么要求。出于求生的本能，身体极度虚弱的范云龙要求给他马上包扎枪伤的伤口。得到许可后，长汀县医院的医生来到武装部给范云龙实施了清创手术，后被继续关押在武装部的“班房”里。没过两天，又来了几个“工人纠察总部”的“造反派”说要提审范云龙。“审问”过程中，一个“造反派”头目抓住范云龙的脑袋，抡起手里的左轮手枪，朝范云龙的头上重重一击。范云龙满脸鲜血，当场昏迷。正当“造反派”还想再下杀手时，在场的武装部值班干部及时制止，范云龙才侥幸活命。(www.xing528.com)
过了不久，县武装部提出把范云龙押回其老家河田公社看管。这时候，河田芦竹的老百姓们主动站出来了。大家怎么也不相信当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范云龙会是“反革命”，于是纷纷签名、画押，要求把范云龙保出来，“交给广大人民群众教育看管，政府随传随到”。河田公社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就把范云龙释放回家，由村里监管，参加劳动生产。此后，范云龙一直在芦竹参加生产，直到1981年得到平反昭雪。1996年2月25日，范云龙在长汀城家中病故，享年83岁。
采访中，年过花甲的范洲生陷入对父亲范云龙的深切怀念之中，一次次沉默难言。我知道，这样一次采访无异于再一次撕开范洲生心灵的伤口。在范洲生出示的范云龙遗物中，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有范云龙的老战友游荣长和钟德标的个人照片；1950年上级颁发的“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边纵时期范云龙的胸牌，编号为“独立第七团第70005号”；由龙岩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陈仲平、副专员杨德明、公安局长柯志达联合签署，任命范云龙为长汀县公安局副局长兼汀城分局局长的命令；福建省人民政府龙岩区专员公署任命范云龙为长汀县人民法庭审判员的任命书；1949年11月16日由长汀县长游荣长、副县长吴德贤签署，任命范云龙为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派令，等等。纵观范云龙跌宕起伏的一生，其中隐藏有太多的悲鸣和不平。然而，这位并不爱沉默的游击战将最终选择了沉默，或许是因为他那睿智的双眼已经洞察了人世的无常风云，或许是因为只有选择沉默的忍受才能将无尽的痛楚消除于无形。
乱云飞渡仍从容，需要人生的大智慧、大坚毅、大格局，范云龙用自己的一生验证了不平凡的生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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