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曰:否。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李述礼翻译的194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其后又于1984年由上海书店重版发行的斯文·赫定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第36章中的记述便不难明确了。为了避免引文冗长,笔者现根据该书的记述,把斯文·赫定一行在1900年3月28日至30日,每天考察的记事扼要归述如下:
3月28日下午3点钟,他们“在一座小泥岗上发现了几间木屋的残余”。斯文·赫定测量了三所,采拾到了中国钱币、两把铁斧和几块木刻物。当日就驻营在此。
3月29日斯文·赫定带领齐诺夫、发苏拉、于得克(即本文译名艾尔迪克——引者,凡括弧内未注明引者的均为原注,下同)继续南行,在走了20公里后便到了一处洼地,看到了活柽柳,于是准备掘井取水时,才发现所带的唯一一把铁铲,被于得克丢失在昨天的驻地了。于得克在当日半夜动身返回去寻找,途中遇到风暴。
3月30日早晨,斯文·赫定没有见到于得克回来,由于饮水所迫,他们决定继续向西南前行。当他们横过一带沙丘后,大家正在忙碌着驻营时,意外地见到了于得克回来了,且倾听着他讲述遇到风暴的经过及发现。于得克在“一座土台旁边发现了许多房屋的废墟,有些装饰很美丽的板壁半埋在沙土中,他装上了几枚偶然看见的铜钱,也带回了两块雕刻的木板”。然而,“经过多方搜寻,最后才找到了旧驻地和铁铲”。斯文·赫定见到了这些东西非常高兴,表示“明年冬天一定要回到沙漠来”。(www.xing528.com)
我想以上简述已十分明确,无论是“1900年3月斯文·赫定一行的发现”或者是“维吾尔族向导艾尔迪克的发现”,都看不出来是什么“楼兰古城”。前者只不过在3月28日的“一座小泥岗上发现了几间木屋的残余”;后者只不过在3月29日晚间遇到暴风后走到“一座土台旁边发现了许多房屋的废墟”。这些“木屋残余”或“房屋废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楼兰城址”。
笔者为弄清这一问题,进而查阅了斯文·赫定于1903年在伦敦出版的《中亚与西藏》一书和1905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第二卷《罗布淖尔》一书。赫定在《中亚与西藏》中说,他为了要找到艾尔迪克发现的地方,并没有等到第二年的冬天,而是提前于次年3月来到罗布荒漠。书中写道,1901年“3月3日清晨,空气清新,非常感谢吹拂的东风,这一天气温再没有上升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根据我的勘测,我们距离要找的废墟(指去年3月艾尔迪克发现的废墟——引者)还有八又四分之三英里……于是我停了下来,打发所有的人到邻近地区去进行考察,……直到黄昏时候,我在泥塔上点了一堆篝火,以便使那些外出的人找到回来的路。他们陆续地返回了,其中有两人(没有指名是哪两人——引者)发现了另一座高塔(泥塔),在其周围有几座房屋废墟,他们还从那里带回来了一些谷物、一条生了锈的索链等发现物作为证据。他们建议我应该将那里作为这次考察的大本营。因此,第二天(3月4日——引者)一早我们便来到了新的泥塔下,在塔的西南侧扎营”。据赫定在同书其他篇章的记述,这次进入罗布荒漠艾尔迪克并没有参加。赫定在《罗布淖尔》一书中又这样写道,1901年“我们发现的最重要的遗址是在我们刚才描述过的塔的东南约走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从3月4日至10日一直宿营在那里(营地编号CLIX)”。赫定还在书中刊绘了一幅建筑废墟的平面图,并把那些建筑一一进行了编号,从A编到Q。在图的右下角还绘出了1900年3月28日经他测量过的三所房屋废墟。笔者将这幅平面图与斯坦因于1921年在牛津出版的《西域》一书中所载线图23楼兰古城平面图相对照,除了赫定没有描绘城墙建筑外,其他遗迹十分一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1901年3月3日这一天赫定打发出去考察的人员中,有“两人发现了另一座高塔(泥塔)”的建筑废墟,才是真正的楼兰古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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