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笔者与杨代欣先生编著、四川天地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一书，对一个世纪以来楼兰出土已经被国际国内公开刊布的魏晋前凉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进行了广泛搜集，系统整理，并且在吸收前人和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考释，是一部集成式阶段性的总结论著，为学术界进一步利用和深入研讨楼兰的诸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囿于该书编撰体例，笔者对出土文书中的有些文书涉及的问题，或言犹未尽，或未能展开讨论。其中含本文讨论的张济逞的一组文书。因此，借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成立40周年纪念出版学术文集的一席之地，再作探讨。
在研究楼兰出土汉文简纸文书的国内外学者中，以我国的孟凡人先生发表论著较多，除论文外主要论述集中在他所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和《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下简称“研究”）两部书中。特别是后一部书涵盖面广，用力最多。孟先生的不少言论观点，供人启发思考处甚多，但是在读了之余也有一些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目的只在于学术研究。如有不妥，敬希诸位师友和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在楼兰出土的汉文文书中有关张济逞的文书，多属书信文书，共有11件。其中10件是由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城中三间房官署遗址的最东间挖获的，此间房子被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编号为L.A.Ⅱ.ⅱ。斯文·赫定将这些文书带回欧洲，交由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拉德解读，根据孔拉德编号，我们将其称为孔纸2、孔纸3.1、孔纸7、孔纸22.13、孔纸25.1、孔纸31.1a、孔纸31.6、孔纸32.2、孔纸33.1、孔纸35。另1件为1909年或1910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挖获的，被刊载在1915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史料（以下简称“西图史”）图版（8）中，此件文书被笔者定名为“已呼”。在这些文书中从其署名落款观察有称张济逞或济逞者，有称张超济或超济者，也有单署其名为济者。
日本学者小山满先生在《张济文书的考察》一文（载《东洋学术研究》第11卷1期，1972年）中认为张济逞、张超济和济的书信乃出于一人手笔。孟凡人先生亦认为：张超济、张济逞和济是同人异名，并列举了四点理由。笔者赞同两先生的看法，并对孟先生的4点理由，加以申述，归纳如下：①文书有共同的特点。均是纸文书，有的写在习字纸上，随意书写，字迹潦草，任意涂改。②书体基本相同。张超济是楷书，张济逞和济有楷书有草书。楷书中孔纸2、7与孔纸3.1、31.1a中的“济”字、“白”字写法几乎完全相同；在草书中孔纸33.1背面张济逞的“济”字与孔纸25.1中的“济”字，草法完全一样。③字句重叠和倒书是其重要特点。字句重叠的有孔纸31.1a“更更”，孔纸33.1中连写六个“发”字和“不复不复”等字，孔纸7中“奈何”连用，孔纸35中有“不可乘不不不可”“举盗盗贼”等字，字句倒书的有孔纸32.2中“大人湌食”“永富平述”“兄”等字，同时还有“还还还未还”等叠字。④事件相连。孔纸3.1超济信云：“超济白超等在远弟妹及/儿女在家不能自偕乃有衣食/之乏今启家恉南州……”孔纸33.1张济逞信则云：“南州告悉如常”，“夫人湌食如常”，“南昌兄弟云大小平安”等。前者“启家恉南州”，后者表达报平安，事情原委紧密相连。此外，在这些文书中还涉及几个重要人物，如烧奴、世龙、南昌兄弟等。尤其是烧奴，在孔纸33.1张济逞信件中三次涉及，在孔纸25.1济的信中也有涉及，在橘纸西图史图版（8）“已呼”中也涉及了。
关于张济逞在楼兰活动的具体时间推定，孟凡人先生认为：“C.P.NO.31.1号简牍（C.P.是孟凡人先生对孔拉德编号纸文书简称，‘简牍’应正名为‘纸文书’——笔者）表明，‘王弥刘□等灭尽’是张超济在楼兰获悉的消息。故张超济在楼兰活动时间的上限应在王弥死之前，下限则在刘曜死之后。王弥死于公元311年，而楼兰前凉纪年简牍的上限又在公元310年（永嘉四年），这样张超济始到楼兰的年代上限只能推断在310年。刘曜死于公元329年，楼兰前凉纪年简牍下限在330年（建兴十八年）。因而张超济在楼兰活动年代的下限或在公元330年左右。”（《研究》第24页）现将孔纸31.1a文书移录如下：
1 张超济〔中残〕遣
2 顿首〔中残〕不具意〔下残〕
3 超济□数得洛长〔下残〕
4 息云何乎白更更念□〔下残〕
5 王弥刘渊等灭尽〔下残〕
6 极想此辈〔下残〕（文书正面）
查孔拉德著《斯文·赫定在楼兰所获汉文文书与其他发现》（斯德哥尔摩1920年德文版）一书图版，在第5行“刘渊等”的“渊”字处模糊不清，孔拉德释文补为“
”字。但从1988年日本书道教育会议编斯文·赫定与楼兰王国展（1988—1989）纪念出版的《斯文·赫定楼兰发现残纸·木牍》图版，经过红外线摄影处理，此字为一“渊”字十分清楚。文书中称“王弥刘渊等灭尽/极想此辈”等语，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张济逞在楼兰活动的时间信息。查《晋书·王弥传》称：“王弥东莱人也”，“今天下大乱，京邑大震”，王弥便投奔汉王刘元海（即刘渊）。《资治通鉴·晋纪八》载王弥“降汉”在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汉拜弥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王弥传》又云：汉王刘渊令弥“使随刘曜寇河内，又与石勒攻临漳”，又“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又与（石）勒攻邺”，“弥、（刘）聪以万骑至京城，焚二学”，“弥复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弥又以二万人会勒寇陈郡、颍川，屯阳翟”，“弥后与（刘）曜寇襄城，遂逼京师”，“曜、弥等遂陷宫城，至太极殿，纵兵大掠”，“遂迁帝于平阳”。《王弥传》又云：“初，石勒恶（王）弥骁勇，常密为之备。”《通鉴·晋纪九》载怀帝永嘉五年（311），石勒趁王弥“谓勒实亲于己，不复疑也”之际，于“冬，十月，勒请弥燕于己吾（县），……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刘渊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十月即王位，病死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七月，其子刘聪即位，刘聪死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六月，由其子粲即位，刘粲继位3个月被汉大司空领司隶校尉靳准所杀。汉丞相、刘渊族子刘曜起兵讨靳准，大兴元年冬十一月曜即皇帝位，史称前赵。据《通鉴·晋纪十六》载东晋咸和三年（328）十二月刘曜被后赵石勒所擒，“灭之，乃杀曜”。刘曜有可能死于咸和四年（329）。综上所述，在西晋末年和东晋初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大批民众纷纷流向相对安定的两个地区，一是江东的东晋政权，另一是河右的张氏凉州。楼兰世属凉州刺史节制，张氏视刘渊、王弥等辈为世敌。故在本件书信中则有“王弥刘渊等灭尽/极想此辈”等语。由此，我们则可推导出张超济在楼兰活动的时间下限，当在刘曜死后不久，即公元329年稍后不久。1906年斯坦因在编号L.A.I组点挖获出土有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木简一枚，其时间正好与此连接。因而笔者认为孟先生对张济逞在楼兰活动时间下限的推导，具有相对的可靠性。但是对其活动时间上限，孟先生认为：由于王弥死于公元311年，“故张超济在楼兰活动的上限应在王弥死之前”，“只能推断在310年”。我们认为未必如此。
孔纸3.1文书云：
1 超济白超等在远弟妹及
2 儿女在家不能自偕乃有衣食
3 之乏今启家恉南州彼典计王
4 黑许取五百斛谷给足食用愿
5 约敕黑使时付与伏想
恤垂
6 念当不须多白超济白
孔纸33.1文书云：(www.xing528.com)
1 此月十四日发郡奉姑臧十三日告
2 云得世龙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如
3 常以为欣慰烧奴曰其□南昌兄
4 弟云大小平安临来差错□不
5 得书疏此月九日发发发发发发
6 顷来多事故不复不复悉发（文书正面）
7 □□□□□□□□□□……
8 张济逞□再拜还……
9 无□复未□□□……事？
10 舍人功甚已达主复以□南州告悉
11 如常也烧奴还□以此月十四日发
12 郡奉姑臧十三日郡内□□□平安
1 3□□世龙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康□
14 酒泉归？万万福烧奴□□南昌兄
15 
□大小平安……安安
（文书背面）
上文我们指出张超济与张济逞乃是同人异名。同时指出孔纸3.1与孔纸33.1所举事件有相互呼应的前因后果关系。孟先生认为：“张超济家属在凉州‘有衣食之乏’，‘不能自偕’乃‘启家恉南州’，说明超济原不是凉州人士。《晋书·张轨传》记载：自王弥等寇洛阳及其他县州之后，‘中州避难来者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此‘中州’系泛指关中和中原地区，上面简牍中的‘南州’不是具体州名，应是泛指凉州以南诸州，似与‘中州’之义相近。超济一家或在上述背景下来到凉州。”（《研究》第23页）孟氏之言，可能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张超济一家即使从中州徙来凉州，是在王弥等人寇洛阳等地之时，却也绝不等于张超济在楼兰做官之时。也不能因文书中有“王弥刘渊等灭尽”把王弥之灭与张超济在楼兰做官等同起来，文书中的“等灭尽/极想此辈”的“等”字和“辈”字，指的是相对阶段的时间范围，在这个相对阶段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不都能推导到这个时间范围的上限。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将张超济在楼兰做官的上限推导到王弥死于公元311年或在公元310年之时。此信中的“乃有衣食之乏今启家恉南州者”有可能发生在“骏境尝大饥，谷价踊贵”（《晋书·张骏传》）之年，《通鉴》记此年于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云：“十二月凉州将辛晏据袍罕，不服。张骏将讨之。从事张庆谏曰：‘霸王之师，必须天时、人事相得，然后乃起。……奈何以饥年大举，盛寒攻城乎！’骏乃止。”次年春二月，“辛晏以袍罕降，骏复收河南之地”。也就是说张超济的家属赴南州，当在大饥之年后的公元325年青黄不接之时的三四月份。孔纸33.1文书云：“此月十四日发郡奉姑臧十三日告/云得世龙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如/常以为欣慰烧奴曰其□南昌兄/弟云大小平安。”又云“舍人功甚已达主复以□南州告悉/如常……”等表明，乃是张超济收到从南州经姑臧或武威郡寄来书信的回信草稿。草稿中的“此月”或“故月”，有可能是指公元325年的五月或四月。由此我们推定，张超济在楼兰为官的上限很有可能在公元324年或在稍前不久。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孟凡人先生把永嘉四年（310）作为“前凉纪年”，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当时在西晋统治下有些地方政权称王争霸，但并不都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奉行正朔是标志一个政权服从于谁的政治大事，张轨虽然于公元301年被西晋惠帝晋封为凉州刺史，但也仅是一位地方官吏，张氏经营凉州，经张寔、张茂，直至张骏执任的第33年，即公元345年才称凉王，但那已是西晋失政以后的第29个年头了，在此之前张氏始终均以州牧自称，即使张骏称了凉王之后，也是奉行的西晋建兴纪年。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将西晋怀帝的永嘉年号说成是“前凉纪年”，更不能主观认为公元310年是“前凉政权”统治楼兰的开始。
有关小山满先生在《张济文书考察》一文中把张济逞书信涉及的“世龙”认为是后赵主石勒的字号，“夫人”与石勒有关，“南昌”即江西南昌等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多系望文生义，未谙文书背景与内容的附会之言。孟凡人先生在《研究》一书的第23—24页中提出了批评，读者可以参见，笔者就不在此赘言。
（本文曾以《楼兰出土张济逞文书与李柏文书再探》为题，收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一书，本次增订删去了文中“关于李柏文书”部分，因此改从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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