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城址的位置经重新标定,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10〕。由于千百年来强劲的东北风侵蚀,这座古城与附近的环境一样,变成了破败不堪的高低不平的“雅尔丹”地形(图二)。我们在遗址区测量了七个风蚀点,最深的是6.08米,最浅的是3.7米,平均深度为5.21米。古城残垣就混杂在这种风蚀地形中。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四边的残存城垣。经测定按复原线计算,东面城垣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是一个不太规则的正方形〔11〕,这就纠正了斯坦因在1906年测绘中的一些谬误〔12〕。南、北城垣比较顺东北风势,相对保存较多一些。北城垣东端残长35米,宽8.5米,残高3.2米;西端残长11米,宽5.5米,残高3.5—4米;东西两端之间有一缺口,口宽22米,缺口两面暴露出明显的版筑夯土层,层高80—120厘米。在两层或三层夯土之间夹以20—30厘米的红柳芦苇枝,此缺口似为北城门。南城垣中部东端残长60.5米,宽8米,残高3.5—4米,夯土四至五层,层高45—70厘米;西端分为两段,靠西南角的一段残长4.5米,宽6米,残高2.3米,靠中部一段残长9.5米,宽5米,残高3米,夯土层高同前;在中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缺口,口宽13米,基本上与北城垣的缺口相对应,似为南城门。在西城垣的中部南端残存有一段长13米,宽5米,高1米,夯土三层,层高15—70厘米;中部北端有东西错列的土墩两个,靠东的一个南北长6米,东西宽5米,残高2.4米,夯土六层,层高12—40厘米,残留在一风蚀台地上。靠西的一个南北长7.5米,东西宽5.5米,残高6米,夯土五层,层高60—120厘米,离城垣复原线16.5米。东西两墩之间距离4米,似为瓮城遗迹。东城垣保留较少,只剩两段,中部偏南一段南北长20米,东西宽5米,残高3.3米,有夯土七层,层高70—95厘米,夯土层中夹有碎陶片和垃圾物;靠近东南角的一段,南北残长1.5米,东西宽2.5米,残高3米,夯土层同前。从这座古城残存城垣范围看,应是该城最繁华时期的建筑,但从各夯土层厚薄不均的情况看,却又不是一次建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分筑成的。
图二 楼兰城址位置图
城中布局依我们发现的古水道为轴线,古水道由城西北向城东南流灌,大致可以分为两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可能是佛寺区;西南区保存遗存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大小院落。东北区以高耸的佛塔为主体,塔东塔南尚存留有木构建筑物。塔高10.4米,塔基南北长约19.5米,东西宽约18米。分九层建筑,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陶碎片;第四层夯土中夹有土块,土块长58厘米、宽35厘米、厚10厘米;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垒砌的土块之间,还夹有10—15厘米的红柳枝。土块规格除第四层中的以外,还有长54、宽30、厚11厘米的土块。第六层中夹入有长约1米的木方暴露于外,方上凿有斗榫用的眼孔。从塔下仰视塔身略呈八角形。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土台与塔身第五层相高齐,在土台与塔身之间有坡道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30厘米的木头和一些长木方,似为建筑遗物。在佛塔南面的台地上散布着许多散乱的大木材,木材上压有用红柳枝夹芦苇编成的外敷草泥的屋顶皮或墙壁。1901年斯文·赫定和1906年斯坦因在这里挖掘出土了汉文、怯卢文木简、纸文书和木雕佛像、佛像木座、“带着莲花同别种花纹的装饰品”〔13〕以及许多精美的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掘到丝毛织品以外,还有玉髓质琉璃质的各色饰珠和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物,这些物品显示了楼兰城确曾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中继都市。在佛塔东面相距约32米处,有一小台地,台地上堆积着一些散乱木材,长泽和俊在《楼兰王国》一书中判定这里是僧房〔14〕。但经笔者在木材下试掘,获黄灿灿的糜子堆积,堆积层厚达70厘米,宽约1米,堆积中还夹有少许的大麦和小麦粒,从堆积看似为粮食仓储的遗迹。
西南区的残存遗迹,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间房址,整个建筑呈“门”形,正中是用土块垒砌的三间房,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Ⅱ。三间房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间较宽大,从墙基观察,两边山墙较厚,中间隔墙较薄。以两种土块垒砌:一种为42×23×10厘米,另一种为47×27×10厘米。斯文·赫定1901年在靠东的一间小房中掘出纸文书36枚,斯坦因1906年又步其后尘,在此获得纸文书和许多木简。三间房东西两厢是用大木材做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在三间房区我们清理到木简一枚,两面书写的纸文书一枚,此外还有精美的丝毛织品和陶灯、麻鞋及其他日用品、装饰品等多件。在三间房西约35米的地方,是一些垃圾堆积物,我们又在斯坦因曾经挖掘过的出有大量木简的地方再行清理,清理出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其中有绝对年号记载的西晋泰始年间的木简4枚。有的简端还有火烧过的痕迹。由此看来应是官署废弃之物。
西部是几组大宅院,其中一组遗迹比较清楚,位于1906年斯坦因清理的大宅院的西南,经我们测量面积约为350平方米,该宅院前有厅,厅的两边有厢,穿厅有堂,堂的左、右、后各有套间相通,宅院的南北两面有侧门。我们在宅院前厅的门槛下,采集的朽木标本经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所14C测定,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1865年±80年(从1950年起算,下同),相当于东汉时期。南部宅院多系单间建筑,我们也选了一组进行测量。这组宅院由两个单间组成,北间向东开门,南间向南开门,北间长4.6米,宽3.5米,南间长4.8米,宽3.4米,南北两间面积约为31.42平方米,不及大宅院的十分之一。房屋木柱也远较大宅院短小,红柳编的苇墙也比大宅院的矮薄。两组宅院相比,前者显系官宦大贾所居,后者当是穷苦百姓所住。(www.xing528.com)
从上面两个区域残存的遗迹遗物分析,大宅院是比较早期的建筑;佛塔是相对晚期的建筑,在佛塔夯土中发现碎陶片说明,佛塔是在旧遗址上新建起来的;三间房则是更晚一些的建筑。从发现木简的绝对年代记载看,楼兰城址的最繁华时期,也应该是在曹魏至西晋时期,由此我们便可判定这座古城遗留下来的最后形制,应当在西晋。
为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楼兰城的发展历史,我们在古城附近对古墓葬和其他一些古遗迹也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在古城东北部,距古城4.8公里处,我们新发现了古墓葬群一处。墓葬分布在长43米、宽24米、高出地面6米的一个小平台地上,取名叫做“平台墓地”。这个墓地共发现墓葬七座,其中两座被疾风掏蚀暴露在外,只剩下头骨和随葬羊骨、铁镞、耳饰等物。对其余几墓进行了清理,其中M2墓系一小孩墓,打破了M6墓。M6是一中年女性墓,小孩墓在中年女性墓的头上方。小孩头裹索绢,枕倚一块木案,紧靠左臂随葬有铜镜残片一块,铜镜边作内向连弧纹饰,以镜纽为圆心,围绕圆心作几何对称的四个花瓣,瓣尖向外,花瓣之间夹以卷草,纽成半球形,这是西汉晚期比较流行的一种铜镜纹饰。头枕的木案经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所14C测定,距今约2040年±90年。中年女性头部随葬有小陶罐一只,罐腹部围有一圈连弧状的附加堆纹,右耳旁有铁制耳环一只,环径1.7厘米,两座墓葬有可能是母子依葬。在平台墓地东北2公里、距古城约6.9公里处,曾是1914年斯坦因挖掘过的墓地,斯氏命名为LC。墓地在一柳叶形的孤立的高台地上,我们叫做“孤台墓地”。墓地东西长43.4米,南北宽15.7米,高出地面约有8—9米,在这块墓地上,经斯氏挖掘的可以辨认的墓葬坑14处〔15〕。斯氏挖掘极为草率,除了在台地旁边由于除土方便挖出几个长方形的墓坑外,台地上的墓葬都是在墓的中心部位掏凹坑,人骨架和随葬物均被扰乱。我们在一大凹坑的墓葬中重新清理出许多十分精美十分珍贵的丝、毛、棉织品、漆器残件、木制用具等物。丝织品中仅以有铭文的织锦为例,“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就有五个品种,其中一种与民丰尼雅东汉墓出土的“鸡鸣枕”锦完全一致〔16〕,其他尚有“长葆子孙”“长寿明光”“长乐明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永昌”等铭文,在铭文中杂以各种祥禽瑞兽和卷草流云纹饰,这些祥禽瑞兽有的在奔跑,有的在跳跃,有的在追逐嬉戏,生动活泼、栩栩如生,非常惹人喜爱。尤其珍贵的是,这些织锦中不少还保留了幅边,这为研究我国早期织锦工艺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标本。此外还有刺绣,各色丝绢织品。在绢织品中有一件三种颜色缝缀的小人衣服。在毛织品中除了多种颜色艳丽的毛绒布外,还有栽绒花毛毯和以通经断纬、纬上起花的两面纹饰一样的缂毛。在棉织品中,虽然织造方法都是平纹十字交叉,但纱线有粗细之别,织出的布纹整洁均匀,与今天的机制平布几无区别。此外,在这座墓葬还出土了红里黑外的残漆木碗、红漆圆底器、黑漆木棺片、红漆木箭杆,以及木杯、木碟、木案、木罐等多种器物。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墓地中央有一个埋葬较深、而未被斯坦因挖掘的墓葬。我们进行了清理,墓室长2.39米,宽1.4米,深1.88米。室中下葬人骨架八具,重重叠叠都较完好,在有的骨架上附着干瘪的皮肤,皮肤上有丝织品的痕迹。随葬物品有汉五铢铜钱、漆木杯、木案、羊头骨等物。我们从该墓采集的朽木标本经14C测定,距今约为1880年±85年。由此我们判定这个墓地当系东汉时期墓葬。
在古城西北郊5.6公里处有烽燧台一,台残高10.2米,台基宽18.7米,从现存遗址暴露的纵剖面观察,内外结构不一,内部系夯土筑成,夯土层高40—60厘米,略呈圆形,围绕夯土台的外部系土块垒砌,有的土块间夹有小木条或红柳枝,土块长约47、宽约27、厚约10厘米,与城中官署建筑的土块其中一种相类同。从笔者对新疆烽燧遗址的直观经验分析,这个烽燧台当是两个不同时期的遗物。新疆的汉代烽燧多是夯土版筑,魏晋以后特别是唐代烽燧,虽仍有用夯土版筑的,但以土块垒砌为主要,且烽燧台上中空,可以住人或放物。此烽燧内部是夯土版筑,应是汉代遗物,外部用土块垒砌,当是利用原有建筑的再次建筑。从其土块与官署建筑的土块类同这一点分析看,再次建筑的时间应在曹魏西晋时期。
在古城北部稍东4公里处,有较小的佛塔一处,塔残高6.28米,分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塔基,基宽7.1米,高4.6米。基上是塔身,塔身残高1.6米,塔中心是环形建筑。经清理后发现,环形台周围残留有五彩斑斓的佛像壁画残片,画风朴实,墨线勾勒,以土红为主色调,与斯坦因在米兰揭走的人首双翼像相类同〔17〕。台上遗存有塑造佛像的草束木骨架。围绕环形台的西南两面残存有土块垒砌的墙,南墙有门框,西墙与南墙成直角相交,墙和环形台间是甬道。在甬道清理中发现了彩塑佛像的眼睛一只,手指三节,胳膊一只。从佛塔壁画风格和塑像残段观察,有可能是西晋时期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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