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人的远古活动聚点

关于楼兰，我国史籍记载最早有年代可据的是《史记·匈奴列传》。

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匈奴单于冒顿在给文帝的信上称：“天所生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以天之福，吏卒良，马疆力，以夷灭月支，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依信所述，楼兰至少在公元前176年前就已役属于匈奴。继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9）起行至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向武帝作了情况报告。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撰成《史记·大宛列传》，传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在今罗布泊。这个记载表明，楼兰已是一个“城郭之国”。这个“城郭之国”的远古历史，史籍无载。我们调查队在楼兰工作期间，获得了石器时代的新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楼兰的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楼兰遗址区我们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其中以楼兰城中采得的为最多，这些遗物是楼兰人活动的远古信息。这些遗物按其形状和用途来分，主要有单脊长条形细石叶、双脊双刃细石叶、单脊双刃细石叶、高脊窄刃细石叶、鸟喙形琢背石刀和燧石核、三棱细长尖状器、盘状刮削器以及三角形、桂叶形细石镞、石矛、锥钻等。从制造技术上来分，打制的较多，多在一边或两边有比较精细的第二步加工，琢制的其次，有的用压琢法琢出了锋利的刃口，磨制的较少。从色相和质地来分，有灰绿色、黄褚色、浅灰色、淡红色、枣红色、赭色、绛紫色等玉髓，有灰色泥灰岩、绿色钙质粉砂岩、褐色石灰岩、青绿色变质细沙岩、暗绿色板岩，也有绛紫色的火山岩以及隐晶质的淡蓝色硅华和蛋白石等。这些石器打制、琢制、磨制的技术都很精细。细石器是我国中原地区中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石器文化，它主要适应于狩猎经济。从中石器开始，中原地区的细石器已向北部、西部地区的草原、沙漠地带传布。到新石器时代，这些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细石器的各种工具，有的一直可以延续到使用金属工具为止。细石叶和燧石核是真正细石器的代表，使用时间早，也较长。如果将这类石器与华北、内蒙古一带的比较，无论从类型和制造技术上都是比较一致的^〔2〕。细石镞延续时间很久，一直可以进入金属工具的使用时期。根据对这些石器标本的分析，楼兰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从使用最典型的细石叶和燧石核开始，中经使用压琢细石器、桂叶形石器到使用磨制石器和金属工具，笔者认为，这里应一直存在着人类的活动。

早在1900年至1901年，斯文·赫定曾两次深入罗布泊“探险”。由于他没有考古学的素养，着重注意的是地理学方面的描述和历史时期实物的挖掘和收集，因此他对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很少关心。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也曾两次到达楼兰“考察”。他虽然被称为“印度考古学调查局”的成员，但他主要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历史时期的遗物收集上。他在编号LE、LF、LI的遗址中收集了数量很少的燧石刃片和碧玉箭头，还在LA发现了数量很多的石刃片。然而，他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只对这些石器提出过一般性的意见，他说：“这个遗址有人居住的时间可能要上溯到石器时代的早期。”^〔3〕1930—1931年，博格曼在孔雀河上的小河东面，雅尔丹布拉克附近也发现了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点，按照他的编号是22、25和28。这三处文化点除了燧石核、石刃片、石刀和柳叶形的石箭头外，还有黏土夹粗沙制成的淡褐色陶片。博格曼认为，“这些陶片的时代要比楼兰时代的陶片为早”。1931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霍奈尔和我国的陈宗器，在孔雀河三角洲的南面，围绕楼兰遗址区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楼兰附近有石器时代的文化点五处，它们的编号是375、395、359、363、431。其中375在楼兰遗址的西南约14公里的一块风蚀形成的沙凹地里，采集的主要物品有燧石核、燧石叶、尖状器（石锥）、削刀。395在楼兰遗址北北东的大河叉南缘，这里有少量的燧石叶。359在楼兰东南罗布泊的大面积盐壳西缘的一个巨大风蚀台地上的凹坑中，主要物品有燧石叶和燧石核。363在359的北面稍东，这里存在有较多的燧石叶，还存在有一些陶片。431在罗布泊的北面三个淡水湖的最东面一个湖的东侧岸上，即土垠稍南处。这里遗存的主要器物有经过两面加工的呈椭圆形的劈刀和钻。博格曼认为，这五处“可能作为居住地点上发现的物品”。此外，陈宗器还在编号30的孔雀河南岸发现有玛瑙质和燧石质的石核和石叶。这些石核和石叶，博格曼认为：无论在形状和制作原料上都与距离罗布泊更近的那些地方所发现的石器物品非常相似^〔4〕。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两次从吐鲁番盆地鲁克沁的南部底格尔出发，横穿库鲁克山到达罗布泊的北岸考察。在库鲁克山的英都尔库什南口，发现有细石器遗址一处，他拣拾有打制石英质的刃片、石核、石斧、石钻和蛤壳装饰品。黄文弼认为，此处是一处打制石器的工场。在由土垠向西的沿途考察中，他还发现有石器时代的文化点五处，其中Lㄎ、L尸石器点靠近山坡，打制石刃片和燧石核为最多，L、Lㄊ、L ㄐ等石器点沿孔雀河河岸，磨制与打制杂列其间，Lㄊ还有铜、陶件器物共存^〔5〕。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绘制出一张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石器文化点的分布示意图（图一）。

(www.xing528.com)

图一　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石器文化点分布示意图

本图据福克·博格曼：《新疆考古研究》一书图36改制

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沿孔雀河下游的两岸和罗布泊的两岸，分布了许多细石器文化点。但是，这些散布众多的细石器文化点中，哪里是人类活动的重点呢？博格曼虽然把陈宗器和霍奈尔采集的石器文化点看作“可能作为居住地点上的发现物品”，但他并不能指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地点可能是这里的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重点，因为他们采集的东西一般来说是单调和贫乏的。斯坦因面对着楼兰出现的数量很多的石刃片，也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如果要将这些细石器文化点与楼兰遗址相比较，显然后者要比前者的内容丰富得多。因此，笔者认为，楼兰应当是石器时代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人类活动的重要聚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引用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所得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时说：“人类进步的一切伟人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6〕远古时代孔雀河下游三角洲有着丰富的生存资源可供人类利用。从现存的遗迹观察，这里有大的河流和水系网，河汉密布。在我们考察期间，从孔雀河北岸至楼兰城址的最近点，乘直升飞机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便有四条大的干涸河床因日光折射与四周地貌迥异而映入眼帘，两岸密布有许多小河汉和小水塘，楼兰城址就坐落在第三与第四条河床之间^〔7〕。我们又从楼兰附近“雅尔丹”台地^〔8〕剖面上发现，有的台地深6米左右，在台地的原生土中有许多死苇草根和死树根，原生土上面有厚20—40厘米的植物茎叶。有的茎叶与人工扰动的活土夹在一起，活土中还存留有炭核，有的是纯粹的腐殖质。这些迹象表明：在遥远的古代，这里人类生存的条件是具备的，是一个人类繁衍的地方。我们在楼兰采集的石器遗物中，细石镞占了相当的比重。细石镞标志着弓箭已成为当时人类常用的工具和武器。恩格斯指出：“由于有了弓箭，猎获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遍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他又指出：“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的（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的村落的某些萌芽。”^〔9〕楼兰遗址的“村落的某些萌芽”，如果与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其他细石器文化点比较，这里显然呈现得更充分发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