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绿洲衰废的原因-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根据楼兰古城出土最晚的有绝对年代年号记载的木简为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再从古城及其附近遗址出土文物观察，不见前凉以后的遗物出土，这就表明楼兰古城的废弃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废弃的原因学者们说法甚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五种看法：第一种为气候变干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Asia，波士顿，1907年）一书中力主此说。他认为第四纪以来塔里木盆地气候趋于干旱，由于气候干旱引起地理环境的变化；罗布泊原来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由于气候变干，罗布泊逐渐缩小。气候变干的结果是人口压力增加，最后造成人口迁移。我国学者李江凤在《楼兰王国的消亡和丝路变迁与气候关系》一文中亦主此说，他认为楼兰环境的变迁，也是由于气候的变干。他说：大约从地质时期第三纪末第四纪起，塔里木就被沙漠逐渐控制，沙漠面积的逐渐增大，本身就是气候变干的结果，干旱地区，水是命脉，这是影响生活、导致迁徙的一个根源。楼兰城的消亡，也应归咎到这个根源上来^〔10〕。第二种为河流改道或分流说。斯坦因在《亚洲腹地》第六章中把楼兰地区的古代三角洲分为三个不同的小地带，第一个小地带位于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清晰一线上，分布着LR、LM、LL、LK遗址，这是最南部的一块有遗迹的小地带。这些遗址的存在表明，纪元初期库鲁克达里亚（即孔雀河——笔者）的一个支流或多个支流曾到达这里。而在历史时期，宽阔的河边地带已经变成一个狭窄的地带了。第二个小地带大约从北纬40°12′到40°22′，或可追踪一些古河床的痕迹，也有一些和人类居住有关的被证明是石器时代的遗物，可是，这里的古河床和人类居住的遗址都比相邻的南北两个小地带小得多。这部分是三角洲最早开始干涸的地方。第三个小地带是从北纬40°22′开始，向北到达库鲁克塔格山脉最外部的斜坡。1906年他曾在这一地带发掘了楼兰考古点，1914年又在这一带追踪了与之同一时期的遗迹、遗物。这里的所有发现证明，在纪元初期库鲁克达里亚的北部支流中至少有一两条支流曾有足够的水为这里提供灌溉，这种自然环境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的早期。由于孔雀河下游经常改道，而且没有规律性，因而造成楼兰遗址的衰废^〔11〕。我国学者周廷儒在解释罗布泊周围的“耳轮”线的成因时认为：罗布泊水体的扩张与缩小是同高山气温的改变息息相关；从先秦至近代，气候的多次波动才形成了罗布泊的耳轮状湖堤。他认为楼兰古城的衰落，只能用河道变干变迁来解释^〔12〕。第三种为接纳水系周期性变化说。此说源于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论。斯文·赫定在1900—1901年自库鲁克塔格南麓到喀拉库顺北岸，作了一次逐日工作的水平测量，水平测量的结果，他不但寻找到了罗布泊古湖盆，同时也得出了罗布荒漠并存着南北两个洼地的结论，这两个洼地就是北面的罗布泊和南部的喀拉库顺，两个洼地移动以1500年为周期，两个洼地的南北移动便构成了罗布荒原古今一切变化的基本动因^〔13〕。我国学者陈宗器在赞同罗布泊为游移湖的大前提下，进而提出了“交替湖”的看法。他认为塔里木河交替使用不同河道，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终端湖——罗布泊和喀拉库顺。同时认为：因为河流的变迁，水量减少，水中含盐度日积愈甚，而不适于耕种，所以居民迁移，楼兰便被废弃^〔14〕。第四种为人类用水不当，导致河流改变，环境变迁。傅仁麟、苏北海先生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章中指出：罗布泊的历次变迁，尤其是近代的变迁，绝不是自然原因，也不是自然和人为并重的原因，而主要是人为的原因。人类不合理的引水造成了塔里木河下游的改变，引起整个环境的变迁^〔15〕。第五种为丝绸之路的改变，导致了楼兰古城的萧条。黄文房和陈汝国在其各自论文中认为：楼兰成为西域早期交通的重要枢纽，为了保护这条通道汉晋统治者在此设官置署、屯田戍守，带来了楼兰的繁荣。随着高昌（今吐鲁番）局势的稳定，前凉王朝在高昌设郡，此后，高昌便成了西域的门户。经高昌直通焉耆的天山南麓道路逐渐代替了楼兰的道路，道路的变迁，使楼兰失去了中西交通中继站的作用，因而由繁荣转向到衰落^〔16〕。此外，关于楼兰衰废的原因，还有异族入侵说、土地盐渍化加重说等。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强调了不同的侧面，并没有揭示出楼兰衰废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楼兰的衰废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是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河流的改道、气候的变干、交通路线的改变都是其原因，而最根本的因素却是人们超承载力的开发利用。楼兰自第四纪以来风沙与风蚀地貌均已形成，气候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进入历史时期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那时的情况要比衰废后的情况要好。从已经发掘的土著墓葬表明，如笔者于1979年在孔雀河古墓沟发掘的太阳形墓葬和木棺墓葬，在距今3800年左右，当地人要造一个太阳形墓葬，粗略估算，至少要砍伐100棵以上的树木才能组装起来，有的木椿直径粗大至20—30厘米。木棺墓虽然用的树木少了些，但棺板厚达10—15厘米，宽20—30厘米，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楼兰绿洲的植被还是比较好的。至于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从笔者1980年在楼兰城中佛塔前殿和三间房官署遗址测得，房梁和房基木直径可达30—40厘米，同时笔者在城郊西北、西南和东南，还发现了大片大片的杨树林，在有的雅丹台地顶部还叠压有20—30厘米的枯枝落叶，由此表明楼兰的林木植被也是比较好的，因此在沿河两岸、湖口堤边都适宜于人类生活。（这里附带指出的是，有些学者引用《汉书·西域传》中的鄯善传记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来说明楼兰环境情况。须知当时的鄯善，在今若羌境内，若羌小绿洲从古至今，都是沙卤少田的。）但是，中原王朝出于军事上、政治上和交通上的需要，在此设官置署、屯田戍守，不断开发经营，尤其是曹魏西晋及前凉时期，由于天山东段被鲜卑势力控制，伊吾、高昌路道阻塞，他们为了交通西域，重振楼兰通道，超过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承载能力的开发经营，才是楼兰衰废的根本原因。楼兰屯垦一再出现的吏士口粮不断减少的事实，表明了这种开发经营导致的恶果^〔17〕。如《水经注》中所载索劢在楼兰屯田召集数千人横断注滨河的故事，更可以说是掠夺性的经营。这种超承载力的经营，在一定条件下暂时能控制河流的改道，满足一时的需要，但是最终的结果导致环境的彻底恶化。笔者由此感到绿洲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必须在保护、建设的前提下进行。

（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后收入《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黄盛璋主编：《绿洲研究》第187、190—191、19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2〕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收入《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外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楼兰更名鄯善后，国都扜泥城仍在楼兰城，参见长泽和俊著《楼兰王国》，角川书店，1963年或第三文明社，1976年。

〔3〕黄盛璋：《塔里木河下游聚落与楼兰古绿洲环境变迁研究》，《亚洲文明》第二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4〕斯文·赫定著：《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卷二第七部分第七章“楼兰”，第139—144页，伦敦，1903年英文版。

〔5〕斯坦因著：《西域》（Serindia）第十一章“楼兰遗址”，第二节对LA.II—VI废弃住舍的发掘，第377页，牛津，1921年英文版。

〔6〕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四、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治”；又《李柏文书出土于LK说》一文，均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7〕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片山章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收入1988年7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法和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此文被译成中文后刊于《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对于片山先生的文章，笔者又写了一篇《跋片山章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作答，跋文先刊于《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同年《西域研究》第3期转载。(www.xing528.com)

〔8〕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拾叁L.K.出土汉文简纸文书”，第519—550页，四川天地出版社，1999年。

〔9〕参见笔者《跋片山章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文末附记。又见林梅村《敦煌写本钢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7期。

〔10〕此文收入《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一书。

〔11〕斯坦因：《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卷一第七章“古代楼兰的废墟”，牛津，1928年英文版。

〔12〕《论罗布泊的迁移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3〕斯文·赫定：《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Scientific results of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卷二“罗布泊”。此书由王安洪、崔延虎译成中文，书名《罗布泊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地理学报》第3卷第1期，1936年。

〔15〕《罗布泊的迁移》，《地理知识》1985年第5期。

〔16〕黄文房：《楼兰王国的兴衰及其原因探讨》；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均收入《楼兰文化研究论集》。

〔17〕拙作《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