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学术界意见分歧，分歧的来源主要是对《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现不同认识。传云：“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又云：“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楼兰国与鄯善国，在公元前77年即西汉元凤四年，只是更名，并不存在迁都不迁都的问题，鄯善国的扜泥城，就是楼兰国的都城。扜泥城的具体地点在今若羌县城或其附近。持这种意见的学者除了认为《西域传》没有明确记载迁都外，他们还认为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城，出土遗物都是两汉以后之物，尤其是出土木简残纸文书记载的都是曹魏西晋前凉时期军队屯垦戍守之事，因而他们认为楼兰城只是在两
汉之际才发展起来的军事重镇，并不是西汉时期的楼兰国的都城〔2〕。另一种意见认为楼兰国更名鄯善后，不仅国名更改，同时也迁都，楼兰国的都城在今楼兰故城，鄯善国的都城才是扜泥城。《鄯善传》所说的“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是追述鄯善国的历史来源于楼兰国，并非指楼兰和鄯善的国都都在扜泥城。笔者坚持后一种意见。笔者认为虽然《鄯善传》没有明确记载迁都的事，但从《史记》和《汉书》记载楼兰与鄯善的道里远近及其交通位置则各有不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26年张骞第一次西通大宛后在向汉武帝的报告中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这里记载的“临盐泽”当然是指楼兰的城邑，前文已说盐泽，又称盐水、蒲昌海，胡名楼兰海，“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当然是指城邑附近的楼兰海至长安的距离。而《汉书·西域传》的《鄯善传》却云：鄯善国王治扜泥城，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并且只字未提“临盐泽”。《史记·大宛列传》又载李广利两次伐大宛都是走的盐水、楼兰而至宛城。第一次于太初元年（前104）宛国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于是天子大怒”。“天子已尝使浞野侯（赵破奴）攻楼兰”，“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以往伐宛”。第二次于太初二年（前103），“转车人徙相连属至敦煌”，“至仑头”，“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可见第一次说到的路线是盐水—楼兰—宛城。第二次的路线是敦煌—仑头—宛城。由敦煌而仑头，仑头在今轮台境南，否则无法理解“而西平行”。当伐大宛取得胜利后，《大宛列传》总结当时的情况云：“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此‘置’字疑有讹误，当在酒泉之后——笔者）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这里提到的路线仍然是敦煌—盐水—仑头—宛西诸外国。如果按照有的人的说法，楼兰国都在今若羌城或其附近，从敦煌至若羌再至仑头，那就无法理解“而西平行”，更无法理解盐水的具体位置。而《汉书·西域传》记载的鄯善情况，除了追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楼兰国的史事外，还补充记载了更国名迁都后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鄯善传》的结尾时说到“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这“西通”二字如果从楼兰方位来看应是西南通。这“七百二十里”的里程如果从楼兰来计算则大大超过。不过这个记载合乎班固在《汉书·西域传》叙传中说到的西域南道起至鄯善。可是这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建立以后的史事。
也许有人会问楼兰在更名迁都后，楼兰原来的都城又在干什么？笔者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认为，这里仍是两汉王朝屯兵戍守的重地。《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云：“狂王复尚楚主解尤，……肥王翁归靡，胡妇子鸟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
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卢仓以讨之”。此事当发生在郑吉为都护的神爵三年（前59）之后，楚主解尤于甘露三年（前51）回京师之前。卑鞮侯井，孟康注曰：“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居卢仓又称居卢訾仓，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先生在土垠发掘的西汉木简文书中多次出现有居卢訾仓的记载。这条史事虽然未明确记载西汉当时进攻乌就屠的行军路线是要经过楼兰，但其行进方向，肯定是要经过楼兰城的。另外从土垠出土木简文书中有一简记载云：“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这枚木简记载了庚戌这一天发生在土垠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天还未放明时，即平旦时，向西发走了官方文书；另一件是天放明时三老到来，吃早饭（辰）时已回去了。黄文弼先生解释云：“‘三老来坐’者，三老为乡官之名。”“此云三老来坐，则汉时乡村制度遍及西域矣。”笔者以为“三老来坐”者暗示出楼兰在更名南迁后，楼兰原来的地方是否被汉政府设置为一个乡级单位，这个乡级政权由敦煌郡的某县管辖。如果笔者推论不误，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汉书》的记述在更名鄯善国之后，楼兰本地的活动为什么不予记载了。一般来讲古代史籍很少记述乡村政权的事。事实上，《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后期鄯善国的户口最盛时才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人，这也只不过是内地一个乡级政权的管辖数目。到了东汉时期，楼兰地方毫无疑义是有汉族吏士在此屯田戍守的。《后汉书·杨终传》记载：建初元年（76）大旱谷贵，杨终向汉章帝上疏：“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建议“悉罢边屯”。又《后汉书·班勇传》记载：元初六年（119）邓太后召班勇朝堂议事，勇上议曰：“宜遣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疆鄯善于田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朝廷虽未完全采纳班勇的建议，但于延光二年（123）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124）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班勇的这些对话和他出任西域长史后的实际行动，充分说明了楼兰在东汉经营西域中的地位和作用。(www.xing528.com)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楼兰城中没有发现两汉时期的木简文书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又不是一个问题。说它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在楼兰城中已经出土的文字资料中确实没有这些资料。说它不是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楼兰城中及其附近遗址已经作的考古工作十分有限，虽然楼兰城被风掏蚀得很残破，但是要做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做完，比如我们对楼兰城址的考古层位工作以及城址中后人对前人遗迹遗物的扰乱破坏等工作并没有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就以笔者1980年在斯坦因编号为LA.Ⅳ.ⅱ的垃圾堆发掘为例，开的探方面积，不过10平方米，就出土了60多枚简纸文书。就是在斯文·赫定1901年挖掘过的三间房官署遗址，斯文·赫定让他的劳工像过筛子一样把那些房子筛过一遍，当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再次考察时，又挖获了简纸文书30多枚，笔者于1980年在他们挖掘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清理，又清出了简纸文书各1枚。2000年3月26日至4月3日笔者第三次考察楼兰，与新疆考古所原所长王炳华先生同行，王炳华告诉笔者，新疆考古所于近年在楼兰东北LE城不远处又发现了两汉时期彩棺墓。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怎么能够以未做的或做得十分有限的考古工作，来否定楼兰就不是两汉时期的楼兰古城呢？事实上前人和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清理出土了不少两汉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如1980年4月由笔者领队对LC和MA墓地的清理。只是在楼兰城中未见出土两汉时期的木简文书而已！笔者以为黄盛璋先生的意见说得很对，他说“绿洲王国的特点：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小国，绿洲的中心就是国都所在，如此，城与国必同名。尽管楼兰城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楼兰城出土怯卢文书自称其城为Mahamtanagara（大都）、Kroraina（楼兰），Kronain即楼兰，有人不承认此城为楼兰，有人虽承认此城为楼兰，但不承认其为国都，但此城既名楼兰，楼兰建国之初只能在此，并且国都楼兰与楼兰国的建立基本同一。楼兰城建立也就是楼兰国成立的标志”。又说：“都城之名，为国名，不仅新疆绿洲王国皆如此，中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常有此例，如韩自称郑，赵称邯郸可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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